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不能“一禁了之”
伴随数字化时代的到来，社交媒体已深度融入未成年人学习生活，成为青少年获取信息、社交互动、认知社会的重要载体。针对网络沉迷、不良信息侵蚀、网络欺凌等突出问题，社会对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呼声持续高涨。放眼全球，多国掀起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浪潮，澳大利亚率先立法禁止16 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法国、英国等国家纷纷跟进，试图以刚性封禁筑牢青少年网络防护屏障。此类政策初衷是守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防范网络沉迷风险，契合社会大众的朴素保护心态。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智媒研究中心调研数据显示，这类禁令治理收效甚微。一些青少年通过借用家人账号、谎报年龄、使用小众平台及虚拟专用网络（VPN）等方式规避监管。禁令并未消除网络风险，只是将显性、可监管的公开风险，转化为隐蔽性更强、管控难度更大的灰色风险。这一全球治理困境引出一个核心命题：数字时代下，对未成年人社交媒体使用采取“一禁了之”，是不是科学有效的治理方式？
互联网已成为如水、电般不可或缺的社会基础设施，数字化素养是新时代青少年必备的核心能力，简单封禁有违数字时代发展规律和青少年成长规律。社交媒体并非单一的娱乐工具，还具备多元正向育人价值，能够拓宽青少年知识边界、弥补课堂教育短板，通过搭建多元社交平台疏导青少年心理情绪，助力其塑造健全人格，树立正确价值观。当前，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双向性。现实中也面临认知因果倒置问题，比如一些青少年因遭遇学业压力、现实社交困境，借助社交媒体自我调适、缓解焦虑，社交媒体是成长困境的外在表征，而非问题根源。适度规范使用社交媒体，有助于缓解青少年孤独感、丰富社会体验、提升综合素养，彻底封禁反而容易造成青少年“数字脱节”、能力缺失。
从治理实践来看，一刀切式的封禁模式属于粗放式治理，存在显著短板，极易引发治理失灵、风险转嫁等次生性问题。青少年求知欲、社交需求旺盛，内生使用需求无法通过行政禁令彻底消除。刚性管控只能约束自律性较强的未成年人，部分青少年可能会转向无审核、无防护的小众平台和私密社群。相较于主流平台完善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灰色网络空间缺乏内容过滤、风险预警和应急干预手段，更容易增加未成年人遭遇网络侵害的风险。同时，禁令易制造虚假治理安全感，让家长、学校放松日常监护和教育引导，造成政府、平台、家庭、学校多方治理责任悬空，由此陷入一出问题就封禁、封禁之后问题反弹的不良循环。
剖析多国禁令出台的深层逻辑可以发现，一刀切治理并非纯粹基于对未成年人保护的理性选择，而是多重因素博弈下的粗放式治理手段。部分本土数字产业薄弱、网络市场被海外平台垄断的国家，缺乏精细化数字治理能力与产业协同基础，选择简单禁令既能快速回应社会舆论、安抚家长焦虑，又能对外彰显数字治理主权，是成本最低、见效最快的方式。而拥有成熟本土数字产业的国家，普遍摒弃一刀切封禁，采用内容分级、场景规制、产品优化等柔性治理模式。同时，由于精准年龄核验技术存在隐私保护、成本适配、精准度平衡等难题，精细化治理对行政能力、技术储备要求极高，搭建长效协同治理体系需要较高的国家治理能力做支撑。选择“一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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