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篇】党建理论汇编（37篇）(20250625-0710)VIP专享VIP免费原创优质

党建理论汇编（37篇）(20250625-0710) 目录 以历史主动精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4 坚持“五统一、一开放” 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17 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引领推进新时代民间外交理论与实践发展28 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42 坚持和弘扬正确二战史观 以史为鉴更好开创未来54 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的理论内涵与原创性贡献65 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丰富和发展76 传承东北抗联精神 坚定理想信念90 教育强国建设驱动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95 以“五个必须统筹”指引“十五五”规划的科学擘画100 以前瞻的战略规划擘画发展蓝图105 把握规律性认识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120 解决作风问题的一个重要着眼点126 努力实现质与量相统一的平稳增长133 深刻把握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原创性贡献140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153 以高质量警示教育推动作风建设取得新成效159 努力让人民住上更好的房子168 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伟大作用179 锲而不舍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189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萌发孕育和价值启示196 科学运用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的分析框架210 把握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方法论216 伟大建党精神：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222 不断完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联农带农机制235 以精神文明建设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精神力量241 既要物质富足也要精神富有251 形成齐抓共管的精神文明建设长效机制258 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265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重要论断的理论创新和实践伟力273 “十五五”规划编制：要坚持科学制定与接续实施287 在新时代继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293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的唯物史观阐释304 中央八项规定开启制度治党新篇章311 深刻理解把握“中国—中亚精神”的宏阔内涵和时代价值318 纵深推进作风建设走深走实327 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如何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本”和“元”？335 以历史主动精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能不能富强，一个民族能不能振兴，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能不能顺应时代潮流，掌握历史前进的主动权。”历史主动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独特的思想优势，是中国共产党人百余年来克敌制胜、开创事业的重要法宝。发展的历史、改革的历史就是党领导人民不断把握规律、开拓创新、赢得历史主动的历史。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擘画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在新征程上，必须继续发扬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主动精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把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推向前进。 历史主动精神是党创造伟大成就的制胜秘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不管形势和任务如何变化，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惊涛骇浪，我们党都始终把握历史主动、锚定奋斗目标，沿着正确方向坚定前行。”掌握历史主动是中国共产党在奋斗征程中实践形成的领导智慧，历史主动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各个历史时期一以贯之的奋进风貌。中国共产党通过改革开放取得了新形势下的历史主动地位，也必将依靠历史主动精神将改革进一步推向深入。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便拥有着鲜明的历史主动精神。鸦片战争以后，面对着民族危亡，无数仁人志士曾经做过艰苦卓绝的探索，但都以失败告终。历史证明，由于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性质，任何从属的、被动的斗争都无法实现根本性的变革，这片古老的土地需要一场主动的、彻底的革命。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勇敢担起民族复兴的责任使命，始终以极强的历史主动精神推动历史向前发展，逐渐成为中国人民不可替代的先锋队伍和领导核心。毛泽东同志指出：“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中国共产党以历史主动精神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面对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民族劫难，中国共产党锚定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主要任务，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独立自主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主动把握在近代中国实现革命胜利的有利因素，带领人民走出了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开辟了中国历史上的新纪元。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也始终注意把握历史主动。面对新创立的人民政权的前景与使命，毛泽东同志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艰苦奋斗、改天换地，不仅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还在借鉴苏联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始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道路，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唯物辩证的主动性认识和改造世界，使历史主动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精神标识。 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夺取历史主动的“关键一招”。20世纪70年代末，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党和国家事业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在强烈历史主动精神的驱动下，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准确判断党和国家事业的时代方位，果断实现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壮阔征程。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是党和人民在新形势下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夺取历史主动地位的重大里程碑。党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杀出一条血路”，成功将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从危险边缘挽救了回来，使党和国家从危难中重新奋起，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党深刻总结世界社会主义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激发亿万中国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以各项体制机制的发展完善成功地将蕴藏于人民群众之中的历史主动性充分解放，使党和人民在历史主动精神之中形成时代合力，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人民所取得的历史变革和历史经验充分说明，历史主动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重大历史关头把握时势、科学谋划的思想驱力，也是化危为机、攻坚克难的强大武器。 新时代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成就离不开历史主动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长期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备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错演进的新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党和国家事业新的历史方位，准确把握历史发展规律，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在新的历史关头作出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决策，将改革开放全面推向深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各方面变化的深刻考察，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中国共产党科学谋划，主动抓住历史机遇，实现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迅速建立完善了新时代各领域的基础性制度框架，推动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和整体性重构。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大潮是中国共产党在时局催使之下的主动“破局”，那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揭幕的全面深化改革就是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锚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创造优势条件、积累有利因素的主动“建构”，象征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主动精神在新时代达到了新的高度。 党以历史主动精神引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逻辑 历史主动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实践特质。历史主动精神的内涵包括了对历史自觉的深度体认、对历史主体的明晰判断、对历史担当的高度强调。我们要深刻理解历史主动精神引领改革的作用机理，发挥好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为新征程上党领导人民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夺取新征程上新的历史主动提供深沉而持久的内生动力。 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取得理论指导的主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奋发有为，锐意进取，人类社会就能更好前进。”区别于只是形容主体状态的“主动精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动精神”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认为，全部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可以且应当通过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适应和改造客观世界。但是，发挥主观能动性不能是脱离客观规律的“盲动”，而是要依靠科学的理论指导和正确的思想指引。因此，历史主动精神必须建立在对历史客观规律、历史发展阶段、历史发展趋势的准确认识和透彻理解的基础之上，这种认知便是“历史自觉”。历史自觉在认知层面提供了历史主动精神的场域和条件，在理论上回应了历史主动“去向何方”的关键问题。拥有历史自觉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的第一个环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取得历史主动地位的深层因素。拥有高度的历史自觉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构建改革的正确理论指导、主动推进改革全面深化的思想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把握历史规律、历史大势、历史机遇，围绕什么是全面深化改革、怎样进行全面深化改革等命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在理论指导上赢得主动，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具有高度历史自觉的充分体现。 以明晰的历史主体取得实践力量的主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历史主动必须由具体的历史主体来承载和完成，而在唯物史观看来，只有人民才是真正创造历史、改变历史的真正主体。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是社会中最具有实践力量、最具有主动性的历史主体。这也就意味着，一个政党拥有了历史主动精神，要将这种历史主动精神转化为获得历史主动地位的客观现实，必须要通过人民这个历史主体、通过人民群众的历史活动来实现。历史主体在现实层面提供了历史主动精神的源头和动力，在实践中回应了历史主动“由谁实现”的关键问题。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主动精神要求充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用党的主动作为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创造，最终形成历史的主动力量。对于历史主体的明晰判断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获得全面深化改革社会基础、获取改革长效主动力量的重要条件。一方面，为了人民推进改革，切实回应人民群众对于改革最迫切的期盼，有助于提升人民群众对改革部署的认同程度，凝聚起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共识。另一方面，依靠人民推进改革，注重发挥人民主体作用，激发人民活力、发现人民智慧，可以有效凝聚团结奋斗的历史合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主体是人民、力量在人民，广泛争取群众对改革的支持，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获取了改革力量上的主动。改革这艘巍巍巨轮由人民的海洋托举着，必能行稳致远。 以坚强的历史担当取得精神动力的主动。马克思曾说，人是“有激情的存在物”，人的活动不是外于人的，而是有主观的、内在的精神因素的驱动。历史主动精神所指的是一种特定的精神状态和意志品质，即对于历史创造的积极姿态、对于对象追求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发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难险阻、直面风险挑战，顽强拼搏、不懈奋斗，展现出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形成了党的光荣传统。”历史主动精神是贯穿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一条主线，不畏艰难险阻、直面风险挑战而拼搏奋斗的强大积极能动性来自于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创造的责任感和对历史进步的使命感，这种责任感与使命感便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担当。历史担当在价值层面提供了历史主动精神的内核和驱力，在精神上回应了历史主动“如何实现”的关键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保持着自信自强的历史担当，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在所不辞的历史责任，也因此具有着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正是有“雄关漫道真如铁”的坚定信念，才有“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拼搏斗志；正是有“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的历史体悟，才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主动作为。对于历史担当的深刻体认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敢于突破障碍、打破藩篱，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将改革推向前进的精神密码。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保持党的政治优势与精神脊梁，以自我革命淬炼党的精神品格、深化学习教育夯实思想根基，矢志践行党的初心使命，将中国共产党锻造成为更加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取得了改革精神上的主动。 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把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推向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代化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通过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干出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精神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人需要长期坚持、不断擦亮的精神本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奋进号角，全党必须要继续发扬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迎难而上、积极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要更加主动把握时代大势。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继续发扬历史主动精神，首先是要主动提升历史自觉，基于对形势和任务的精准把握，确定进一步改革的方向和原则。要符合历史发展规律推进改革。社会主义改革不论如何深化发展，都要落实到解决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落实到使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使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现实状况相适应。要顺应历史发展大势推进改革。进入新时代，经过长期努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这是新征程上我们最为明确的历史大势。要抢抓历史变革时机推进改革。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这是我们要抓住且必须抓住的历史飞跃的重大节点。因此，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锚定总目标、坚持改革正确方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明确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要深刻理解把握这一改革总目标，有的放矢、科学谋划，确保改革不偏离、不止步。同时，我们要统筹两个大局，擘画改革的路径方法，既延续党长期以来探索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又注重为推进世界现代化进程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要更加主动把牢政治底色。中国共产党是历史主动精神的积极践行者和弘扬者，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我们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能够始终掌握战略主动的根本保证和最大底气。因此，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要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的主动优势，锻造更加具有伟大历史主动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一，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确保党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全过程中的主动性和主导权。在改革过程中要注重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第二，要发扬党的伟大斗争精神，时刻磨砺党在历史大潮中把握主动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前进道路上必然会遇到各种矛盾和风险挑战，在改革过程中要注重培育广大党员干部的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推动党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第一线主动作为、积极担当。第三，要以更为坚决的历史主动精神推进自我革命，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曾谈到当年毛主席与黄炎培先生的‘窑洞对’，我们只有勇于自我革命才能赢得历史主动。”打铁必须自身硬，新征程上要始终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不断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更加充满活力，使党在各种风浪考验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要更加主动把稳人民立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则之一。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以改革开放激活了亿万人民群众的主动创造能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党也要以历史主动精神引领广大人民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凝聚强大合力。因此，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要将党的领导与人民主体统一起来，将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整合起来，将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结合起来。一方面，要明确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立场是以人民为中心，要继续坚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人民至上推进改革；另一方面，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要始终坚持问政于民、问计于民，构建保护和鼓励创新的改革体制机制，充分激发人民群众在改革中的创造伟力，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汲取养分，把人民在生产生活中创造的实践经验升华为改革方针政策和理论指导，将十四亿人民群众的创造力量充分调动，成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动力。 坚持“五统一、一开放” 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时强调，“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要认真落实党中央部署，加强协调配合，形成推进合力”。会议提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基本要求是“五统一、一开放”（即统一市场基础制度、统一市场基础设施、统一政府行为尺度、统一市场监管执法、统一要素资源市场，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新征程上，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应深刻认识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战略意义，准确理解“五统一、一开放”的基本要求，加强协调配合、形成推进合力，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劲动力与活力。 1.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战略意义 近年来，我国加快建设统一大市场，在促进要素高效配置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不仅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创新，更是科学把握市场演进历史规律、回应市场发展现实需求的战略选择，为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了战略支撑。 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重要基石。从理论逻辑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商品流通和市场的理论，为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石。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指出，社会再生产过程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这四个环节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就是畅通这四个环节之间的联系与循环，促进国内供需有效对接，推动形成有机整体和社会再生产。马克思主义认为，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通过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遵循价值规律和市场原则，有助于在更广阔的市场中分工协作，实现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生产，让更高质量的产品脱颖而出，为高质量发展增强新动能、开创新局面；有助于打破区域间市场壁垒，发挥我国经济纵深广阔、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以及市场机制优胜劣汰功能，加快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必然选择。从历史逻辑来看，大国经济的成长无不伴随着市场体系的统一与拓展。美国19世纪末期，通过破除州际贸易壁垒、布局全国铁路网，奠定其经济腾飞的重要基础。欧盟逐步建立统一的欧洲大市场，促进成员国之间的产业联系与贸易往来。我国历史上曾经建立了部分统一的市场体系，推动了一定时期的国家繁荣强盛。比如秦汉时期“车同轨”促商贸联通，北宋时期纸币通行便利国内贸易。新中国成立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构建了全国统一调配机制。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引入市场机制，“放权搞活”激发了地方积极性，市场体系建设经历了从初步探索到逐步完善的演变过程。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战略部署，采取一系列措施推进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激发了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既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全国一盘棋”宝贵经验的继承，更是统筹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和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的必然要求。 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关键举措。从现实逻辑来看，全国统一大市场如同血脉经络，将国内与国际紧密衔接，以高水平对内对外开放增强破解现实难题、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的强大韧性。一方面，以对内开放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创新发展、产业升级与区域协同，有效应对内需不足、增长乏力、转型滞后等现实难题。另一方面，以对外开放增强国际资源要素的吸引力与配置水平，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空间，主动对接国际规则标准，不断增强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中的影响力，推动国内统一的规则标准国际化，提升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与引领力，加快建成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2.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基本要求 “五统一、一开放”的基本要求，是对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央与地方权责、国内与国际循环的优化提升，标志着我国市场体系建设从破壁清障的“攻坚战”迈向破立并举的“纵深战”。“五统一”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础性要求，“一开放”是融入全球大市场的关键性引擎，共同构筑起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基石。 以统一市场基础制度为基础。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构成统一大市场的底层运行逻辑。加强对各类所有制经济产权的平等保护，建立健全产权执法司法保护制度，破解知识产权维权周期长、成本高等问题。市场准入制度改革以负面清单管理为基础，持续放宽准入限制，打破“玻璃门”“旋转门”“弹簧门”。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确保各类市场主体在要素获取、市场准入等方面享受平等待遇。构建覆盖各类主体、制度规则统一的全社会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发挥信用“身份证”作用，保障合法权益，促进公平竞争。 以统一市场基础设施为支撑。当前，我国基础设施不完善、物流成本较高等难题依然存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必然要求加快交通、能源、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不断降低物流等成本。在交通领域，深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改革，推动流通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升级。在能源领域，加快传统能源转型，加强能源输送通道建设，加快智能电网建设等。在信息领域，则需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型设施建设。比如，北京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向社会开放1.8万个高质量公共数据集，推出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医疗设备等70余个典型应用场景。 以统一政府行为尺度为抓手。统一政府行为尺度涵盖政府决策、执行、服务、监管等全流程中的边界清晰、标准一致、政策统一，避免政策执行尺度的“选择性落实”“偏差式执行”、行政执法尺度的“同案不同罚”“畸轻畸重”、行政审批尺度的“地方壁垒”“部门梗阻”等。统一政府行为尺度本质上需要理念层面“树共识”、制度层面“定标准”、执行层面“强监督”，统筹好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关系，减少对市场的直接干预，形成“全国一盘棋”。 以统一市场监管执法为保障。建立健全统一的市场监管规则和标准是维护市场秩序、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前提与保障。应制定统一的市场监管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建立统一的市场监管执法平台，形成线索移送、案件协查、结果互认、持续跟踪的闭环管理。提升监管执法力度，推进综合执法，解决多头执法、重复执法等问题。构建全国统一的信用监管标准体系，运用大数据等新技术推动市场监管智能化精准化，完善央地协同监管机制，以“负面清单＋信用监管”构建跨区域联合惩戒机制，推动信用信息共享互认，严厉打击各类跨区域违法违规行为。 以统一要素资源市场为关键。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已进入深水区，各类要素流通不畅问题亟须进一步破解，比如土地要素的资源错配、劳动力要素的制度壁垒、技术要素的转化低效等。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必然要求加快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各类要素资源市场的统一与优化配置。在土地方面，完善土地管理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促进土地资源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在劳动力方面，消除户籍、社保等制度性障碍，加快劳动力自由流动与合理配置。在资本方面，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在技术和数据方面，完善技术交易市场，促进技术转化应用，规范数据交易行为，释放数据要素价值。 以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为引擎。坚持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相结合，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方向和动力引擎。对内开放要进一步打破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防止搞自我小循环，促进区域间的经济合作和协同发展。对外开放要加强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发展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准确把握高水平对内对外开放的新要求，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和更高水平开放深度融合，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深度融合，推动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深度融合，不断提升我国市场的国际化水平和影响力。 3.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实践路径 面向“十五五”，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必须聚焦重点难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政府、企业、平台等多主体协调配合，推动资源要素、市场规则、营商环境等多领域形成合力，将超大规模市场打造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战略高地、吸引全球资源汇聚的强大磁场。 进一步治理低价无序竞争，推动产业升级。一方面，将低价倾销、偷工减料等违法企业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加强对电商平台算法干预定价、虚假促销等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监管，严厉打击恶意压低价格、扰乱市场秩序等行为。另一方面，建立健全产品质量监管体系，严格执行质量标准，倒逼企业加大研发力度，推动企业从“低价竞争”“无序竞争”转向“创新竞争”“质量竞争”。特别是对于能耗高、污染重、质量差的企业和产能，依法依规关停并转，以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以智能化绿色化为导向推动产业升级。 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和招标投标，强化公平审查。完善政府采购和招标投标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体系，严格执行采购和招标信息公开制度。建立健全中标结果公平审查机制，组织专门的审查小组，对中标候选人的资格条件、投标文件的完整性和合规性、评标过程的公正性等全面审查。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招投标规范建设，严格审查可能存在的串标围标等行为。健全自我审查与外部监督相结合的审查机制，推动跨区域跨部门联合公平会审，统一审查标准，防止审查走样变形。 进一步加强招商引资信息披露，优化营商环境。一方面，引导地方招商引资从“粗放式”“内卷式”向“精准化”“开放式”转变，引导从依靠“政策红利”“政策洼地”等单纯依赖行政资源获得优势，转向依靠创新发展、优质服务、产业联动赢得市场。另一方面，完善招商引资信息披露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招商引资信息平台，推动政策信息“一网通晒”、项目信息“全程可视”、要素信息“供需对接”，以信息公开倒逼公正执法，优化营商环境，规避“暗箱操作”“承诺不兑现”等风险。 进一步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培育优质企业。应对贸易战和全球经济疲软等风险，应畅通出口转内销路径，在金融信贷、税收优惠、进出口配额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鼓励企业“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深度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内外贸畅通、抗风险能力强的优质企业。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聚焦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支持企业开展国际认证、商标注册、专利申请等，推动创新协同与全球联动。 进一步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健全体制机制。应持续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完善涉企执法公示、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等制度。健全有利于市场统一的财税体制，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推进税收制度改革，探索逐步由生产地和生产性税基征收向消费地和消费性税基征收转变，使地方收入分成比例和公共服务水平相挂钩。完善统计核算制度，研究制定针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新型统计监测指标，为规范涉企执法、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统一的统计标准与口径。此外，还要深化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阻碍统一大市场建设、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 进一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善考评体系。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发展方向，引导领导干部将本地发展置于全国统一大市场框架下考量，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机制。坚持全局意识、系统观念，将国家长远进步、人民长久幸福作为政绩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民生改善、福祉增进作为政绩核心；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将节能减排、绿色低碳作为政绩要求。完善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和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注重将科技进步贡献率、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单位GDP能耗等纳入考评体系；注重市场统一导向，增加居民收入、生态环保、财政健康等约束性指标，建立市场分割指数、要素流动效率等统一性指标，设置区域间税收差异、政府采购公平性等参数；注重构建多元化考评方式，建立多主体参与、多手段协同的综合考评机制，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向纵深推进，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引领推进新时代民间外交理论与实践发展 近日，习近平主席向参加未来5年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访华的美国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青少年匹克球文化交流访华团师生回复口信，祝贺他们访华取得成功，寄语他们“做两国友好的新一代使者，为增进两国人民友谊作出更大贡献”。习近平主席的殷切寄语，成为推动中美民间友好交流的新佳话。 民间外交因党而立、因党而兴、因党而强，始终同党和人民的事业紧密相连。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我国对外工作取得了全方位、历史性成就，民间外交也实现了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间外交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既有认识论、又有方法论，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新时代新征程民间外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全面系统、及时跟进、深入思考、联系实际，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间外交的重要论述的内涵要义、实践要求和落实举措，从中不断汲取开创新时代民间外交新局面的思想力量，积极推动民间外交理论与实践发展，更好服务国内发展大局和总体外交全局。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间外交重要论述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间外交的重要论述，从历史、理论、实践中抓住问题本质，对民间外交的理论与实践进行凝练升华，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三个逻辑”多维衔接、辩证统一，是这一系列重要论述具有时代性、指导性、实践性的重要原因。 从历史逻辑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间外交的重要论述是对新中国外交理念与历史经验的继承和发展，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精髓，贯穿过去、现在和未来。一是与新中国外交理念一脉相承。毛泽东同志强调：“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指出：“如果只有两国政府间的合作，而没有民间交往，两国关系是不可能有扎实基础的。”江泽民同志强调：“我们将继续广泛开展民间外交，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增进人民之间的友谊，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胡锦涛同志指出：“发展民间外交，有利于增进各国人民的友谊，有利于促进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合作，有利于为国家关系的发展奠定广泛的社会群众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间友好、民心相通，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我们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在多个场合作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国与国关系发展的根基在于两国人民”“民间外交是增进人民友谊、促进国家关系发展的基础性工作”等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同我们党长期形成的民间外交理念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二是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精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根深叶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间外交的重要论述，蕴含着天下为公、和衷共济的精神标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描绘了大同社会的美好愿景，体现了东方文明的精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是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反映人类社会休戚相关的内在规律，指引民间外交弘扬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携手应对挑战、实现共同繁荣，努力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强大合力。这一系列重要论述体现了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道德准则。“兼相爱、交相利”，中国历来主张和平相处、平等互惠，反对倚强凌弱和零和博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图共赢，是我们共同的愿望和责任”，为民间外交坚持相互尊重原则，积极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不断夯实各国友好合作的社会和民意基础指明前进方向。这一系列重要论述秉持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价值追求。“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的精神底蕴，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平等、尊重、包容的博大胸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在多样中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这个世界才能丰富多彩、欣欣向荣”，指导民间外交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的理念，推动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迎挑战。 从理论逻辑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间外交的重要论述展现出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形成了严密的理论体系。一是坚持唯物辩证法。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以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观察事物、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指导民间外交从客观实际出发，在矛盾双方对立统一、实践与认识相互促进中认识和把握发展规律和特点。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把握国际形势演变趋势，作出“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的重要论述，指出做好外交工作，胸中要装着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我们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重大判断上来，确保新征程上民间外交工作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正确方向不断前进。坚持把握好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积极面对和化解矛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相处，决定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美关系的健康与稳定攸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民间外交要积极服务元首外交、配合官方外交，既讲两点论、又讲重点论，着力强化中美民间纽带，将助力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工作方向之一。二是坚持唯物史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及其历史趋势的基本观点，洞察国际关系发展轨迹背后的大逻辑、大动力和大趋势，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为民间外交把握历史规律、抢抓历史机遇指明了前进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端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表示“人类可以认识、顺应、运用历史规律，但无法阻止历史规律发生作用”，阐明“任何艰难曲折都不能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的道理，要求我们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自信。我们在民间外交工作中要准确认识历史发展规律，科学谋划民间外交工作的契合点、切入点、着力点，广泛调动各方面主体和资源共同参与民间友好事业。 从实践逻辑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间外交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源于实践、指导实践。一是扎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民间对外交往实践。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间外交工作，亲力亲为、率先垂范，以元首外交引领民间外交，为新时代民间外交领航定向。早在1985年，习近平同志任河北正定县委书记时，就与美国艾奥瓦州人民结下深厚情缘；任福州市委书记时，亲自挖掘、持续关心“鼓岭故事”，鼓励中美两国民间友好人士把鼓岭故事和鼓岭情缘传承下去、发扬光大。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访问澳大利亚时专程看望他在福建工作期间结识的前州长培根的遗属；在2017年访问老挝期间专门抽时间和八一学校的老挝同学见面等，同各界人士和普通民众广泛接触、交流互动，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关于民间外交的重要论述。二是扎根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现实需求。习近平总书记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三大全球倡议”等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崭新的思想内容、深刻的实践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间外交的重要论述，是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过程中不断探索、守正创新的成果，是经过实践检验、富有实践伟力的强大思想武器，开辟了民间外交理论与实践的新境界，是我们谋划和推进新时代民间外交的重要指引。 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间外交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间外交的重要论述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着眼于国家关系的长远发展和人民友谊的深耕厚植，引领新时代民间外交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一以贯之的人民观。人民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人民至上，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深厚的人民情怀。习近平主席指出：“人民的深厚友谊是国家关系发展的力量源泉”“人民友好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基础力量，是实现合作共赢的基本前提”。2023年，习近平主席在美国旧金山出席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办的欢迎宴会并发表演讲，60多次提到“人民”这个词，并强调：“中美关系的未来是由人民创造的。越是困难的时候，越需要拉紧人民的纽带、增进人心的沟通，越需要更多的人站出来为中美关系鼓与呼。”这些重要论述凝结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基点和实践原点，深入总结了民间外交为推动国家关系健康发展发挥的基础作用、作出的重要贡献，展现了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理论特质，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品格。 统筹兼顾的系统观。系统观念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要范畴，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外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政党、政府、人大、政协、军队、地方、民间等要强化统筹协调，各有侧重，相互配合，形成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对外工作大协同局面，确保党中央对外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落到实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系统观念和战略思维，推动形成层次分明、重点突出、运转有序的对外工作体系，不断促进民间外交、城市外交、公共外交一体化发展，形成元首外交引领、高访带动、高级别机制示范、双边多边结合、官民并举的新局面。这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要求民间外交工作既要系统谋划，又要牵住“牛鼻子”，不断增强整体性与协同性，做到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突出重点，充分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 义利相兼的义利观。义利兼顾、先义后利，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鲜明的价值准则和精神标识，也是新中国外交的鲜明特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过得很好，一部分人过得很不好，不是个好现象。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我们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绝不能惟利是图、斤斤计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正确义利观的重要论述，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要求，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发展大势，不仅对我们进一步做好新时代民间外交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也进一步丰富了全人类共同价值。 与时俱进的发展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围绕党和国家工作重要节点，推动对外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悉中国与世界发展新变化，全面认识中国与世界关系新内涵，准确把握中国与世界互动新规律，以全新视野深化了对民间外交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要求我们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因时因势、开拓创新。比如，近年来，习近平主席会见来访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信中美民间友好活动，复信美国华盛顿州“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史迪威将军后人、飞虎队老兵等友好人士，着力推动中美两国民间友好关系向前发展，为中美关系夯基培土、增添暖意。2023年，习近平主席在美国旧金山出席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办的欢迎宴会并发表演讲时指出：“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这些重要论述是以元首外交为引领，对民间外交内涵和外延的丰富发展，是把握中美关系本质规律的深刻洞见，是启迪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的深邃智慧，符合两国人民交流合作的根本愿望，符合世界人民对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普遍期待。 命运与共的天下观。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真正的共同体”的一脉相承、继承发展，又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协和万邦”“万国咸宁”的守正创新、赓续不断，是新时代“天下观”的具体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中强调：“中国共产党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天下一家”、命运与共，主张各国和衷共济、建设光明未来，旨在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火炬熠熠生辉。这些重要论述从使命、理念到方案、路径，蕴含着内涵丰富、体系严谨的“天下观”，既关怀当下，又展望未来，体现出习近平总书记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博大的天下情怀，贡献了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中国智慧。 开放包容的文明观。历史充分证明，化解人类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不仅需要依靠物质手段攻坚克难，也需要依靠精神力量诚意正心。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文明观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指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必须大力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民间外交是推进文明交流互鉴最深厚的力量”，表示“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向世界发出增进文明交流对话、在包容互鉴中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真挚呼吁，阐明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立场。这既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也是对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的摒弃超越，契合不同文明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共同愿望。 加强新时代民间外交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间外交的重要论述，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丰富内涵，聚力开创新时代民间外交新局面。 坚守“根”和“魂”，提高政治站位，把牢政治方向。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始终保持民间外交的政治本色，始终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始终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变化中增强定力、把握主动，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外工作决策部署。深化思想认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理解党中央对世界发展大势和外交历史使命的重大论断，坚定战略自信，增强砥砺奋进的政治担当，铸就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政治品格。加强理论学习，全面系统、完整准确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融会贯通、联系实际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间外交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其精神实质和核心要义，牢牢把握其实践要求和落实方法。 善作“观”和“谋”，强化大局意识，加强战略谋划。积极服务元首外交，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外交活动，以接地气、暖人心、形式灵活、内容丰富的配套民间外交活动为元首外交营造热烈友好氛围，扩大影响和效果，拉近中外人民距离，增进中外人民友谊。积极服务新征程中国外交战略顶层设计，倡导不同文明跨越差异，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助力“三大全球倡议”落地走实，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夯实民意基础。积极服务双边、多边外交活动，紧跟国际形势和国家发展需要，结合重要时间节点和双边、多边重大外交事件，加强与各国对话沟通、与各界人士友好往来，赓续中外友谊。 活用“策”和“术”，打造丰富渠道，拓宽工作领域。做好国际友城工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国际友城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持续发挥友城工作对地方对外开放的窗口作用、开展国际交流合作的载体作用和服务国家总体外交的抓手作用。拓展友好组织人脉，认真梳理其基本盘，推动民间友好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依托文化交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加强公共外交，强化国际化、区域化、分众化表达能力，深入阐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理念，积极宣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及世界意义。重视青少年群体，持续拓展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凝聚和平发展的国际共识，营造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 把握“承”和“变”，坚持守正创新，勇担时代使命。认真思考新的历史时期推动工作发展的环境条件、方式方法，处理好变与不变、继承与发展、原则性与创造性的辩证统一，促进创新成果向工作实践转化。在对民间外交实践中蕴含的经验与方法开展规律化、系统化、学理化分析的基础上，围绕民间外交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推进重点、突破难点、打造亮点，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落地实施凝聚共识、汇聚合力。积极拥抱数字时代，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与传统对外传播方式相结合，多角度宣介当代中国，强化国际舆论正面引导，塑造国际对华正确认知，营造友华国际氛围。 身处风云激荡的时代，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为引领，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断增强民间外交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创造性，开创民间外交工作新局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多篇著作对此作出深刻论述。比如，《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指出：“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指出：“从治本的角度看，要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建立合理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完善地方税体系”；等等。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推动财政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当前，我们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引，将建构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这项系统工程落实、落细，首先应围绕具有前置意义的基础性、方向性问题进行系统思考、作出系统谋划。 根本之道：坚持“两个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扎根中国大地，以中国财政运行规律为研究对象，是一门关于中国财政运行规律的科学，既有各国财政知识体系的一般特征，更有基于自身国情的中国特色。建构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涉及多方面内容。其中，最基本、最重要、最关键的一条，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分别构成了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的“魂脉”和“根脉”。一方面，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才能在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中，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充分考虑我国发展面临的新的历史特点，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才能全面科学反映中国财政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进程，才能把中国财政经验提升为中国财政理论。另一方面，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着眼于“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从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去寻找源头活水，把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财政思想精华贯通起来，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才能以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才能从中国大地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才能筑牢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的深层文化根基。新发展理念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问题。将新发展理念贯穿于建构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各方面和诸环节，是新时代坚持以“两个结合”建构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的根本要求。 基本来源：对中国财政成功实践的总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出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就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研究的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中国财政，是奔着解决中国财政的问题去的，对于中国财政实践的总结是建构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的基本来源。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之所以能够创造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是因为我们走对了路、做对了事情。其中，就包括在财政领域做对了事情。这些做对了的事情，是难以从国外财政学教科书中找到的，也不可能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照抄照搬，而只能从中国的财政实践中来。 这意味着，建构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不是“平地起高楼”，当代中国财政的成功实践为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加强对中国特色财政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基础上，着力于在财政领域“把中国实践总结好”“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让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的建构与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在实践层面关注的实际问题相契合，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是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必须体现的显著特征。 这也意味着，建构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的根本目的，就在于立足中国财政实际，解决中国财政问题。只有更加密切贴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将中国财政的事情讲清楚、说明白，才能找到服务“国之大者”的学术生长点。 因此，建构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关键是要把中国财政实践中的好经验好做法提升至规律层面加以认识。这本身就是理论创新，是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的中国特色所在，也是中国对世界财政知识体系的理论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不断总结中国财政成功实践经验，“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是建构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的着力点和着重点。 立论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基因完全相同的农作物在不同土壤中生长，会具有不同的特点。同理，在不同的体制背景下，财政运行格局必然存在差异。当前，以中国财政运行规律为研究对象建构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当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最主要、最重要的立论基础。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在《准确把握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活动的经济基础，财政不仅涉及更好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且涉及有效弥补市场失灵，是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一个重要变量。建构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应植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核心问题展开。 具体而言，无论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还是弥补市场失灵，都应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出发，根据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界定概念、划定边界。财政收支活动，也要根据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确立量限、布局结构。只有这样，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才能真正富有中国特色，才能真正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逻辑主线：满足社会公共需要 既往的财政知识体系，就其主要方面而言，基本上是围绕国家分配这一逻辑主线展开，从而将财政定义为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或国家集中性的分配。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一新的历史方位来看这一逻辑主线，就会发现有两点不足。 首先，以国家产生作为财政产生的前提，将财政等同于国家财政，甚至作出从古至今的财政就是国家财政的判断，不仅会将国家产生之前具有萌芽性质的财政现象排除在视野之外，导致在财政起源问题上陷于不必要的理论纷争，而且难以从根本上对公共财政这一财政与生俱来的公共性质进行分析阐释，也难以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意义上对国际财政这一当今世界超越国家的财政现象进行分析阐释，更难以从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高度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 其次，以分配领域划定财政活动范围，不仅难以说明发生在分配领域之外的财政活动、运行于经济视域之外的财政职能，而且可能在认知上将财政涉及的分配局限于“流量”层面，比如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分配，从而难以说明现实中延伸到“存量”层面的财政活动，比如国有资源或国有资产的配置，也难以说明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等对于财政职能边界的拓展。 放眼人类社会财政历史演变进程，特别是从国家治理的大视野分析当代中国财政活动运行全景，便会发现，财政不仅随着社会公共需要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公共需要的存在而存在，而且随着社会公共需要的发展而发展。相对于国家分配，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是理解财政运行规律的一个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逻辑主线。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作为人类社会财政运行的底层逻辑，不仅可以讲清楚人类社会财政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可以讲清楚中国财政运行的特殊规律，进而在人类社会财政发展一般规律和中国财政运行特殊规律相贯通的基础上，讲清楚基于全球社会公共需要的国际财政运行规律。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逻辑主线建构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不仅可以讲清楚财政活动与其他方面活动的系统性差异，划定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之间的边界，而且可以讲清楚存在于当代中国、当今世界的各种财政活动运行实践、各类财政现象呈现缘由，更可以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高度，讲清楚通向未来的中国财政前行脉络和发展蓝图。 建构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应当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作为逻辑主线并将其贯穿始终。从给出财政基本定义到刻画财政基本特征进而界定财政基本职能，从人类社会财政发展规律的揭示到新中国财政思想和财政实践的提炼，从财政支出到财政收入，从预算管理到财政政策，从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到国家间的财政关系，都可以循着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这一逻辑主线展开。 目标定位：由“本土化”跃升至“中国自主” 在我国，作为一门科学的财政学或财政学理论体系的建构，经历了引进、模仿、学习西方财政学和苏联财政学的过程。不过，这一过程不是简单地照抄照搬。实现财政学本土化——立足中国国情，坚持洋为中用，始终是我国学者的执着追求。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成为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推动财政学或财政学理论体系由“本土化”进一步跃升至“中国自主”层面——以自主为导向，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不仅是现实的需要，而且“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 相对于本土化，“中国自主”是站在新的更高起点上所确立的更高目标，是更高水平、更广视域、更大格局的追求。这不仅要求我们从根本上摆脱对外部财政知识体系的“学徒心态”“依附心理”，不断发现“自主逻辑”，形成“自我主张”，在学术根底和文化传承上自信自立，而且要求我们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及其文明根基出发，建构中国人自己的概念谱系、知识体系、表达方式，更好更有力地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因此，坚持以“中国自主”而非“本土化”为导向，把中国自主落实于建构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全过程，既是根本方向，更是着力重点。 强调自主性，并不意味着排斥汲取国外财政学的有益成分。恰恰相反，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的自主性与开放性是一致的。中国财政运行规律的揭示和提炼，必须以清晰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财政运行一般规律为基础和前提。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所积累的历史经验之一，就是坚持胸怀天下。只有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坚持开放、不搞封闭，才能理顺本土化知识与普遍性理论之间的关系，实现从一般到特殊的跃升。 吸收借鉴国外财政学的有益成分，绝非复盘本土化追求，也绝非跟在别人后面依样画葫芦。要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高度，坚持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皆可为我所用，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气魄融通各种资源、各种要素，将中国财政运行特殊规律同世界财政运行一般规律相贯通，在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上提出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 历史方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开辟的是人类迈向现代化的新道路，开创的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说到底是一种文明发展的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党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所有成果，都可以归结到推动文明进步方面，体现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的建构，也要站立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历史方位，体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成果。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重要论断。这表明，财政不仅是一个经济范畴，而且是一个跨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多个领域的国家治理的范畴。这决定了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要立足国家治理全局，推动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融合，形成一门关于治国理政的学问。 一般而言，财政文明的发展进步，集中体现在财税体制建设上。有别于传统财税体制，我们着力建设的现代财税体制，对应的是现代国家治理，其本质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财税体制。就此而言，只有深刻体会“现代”财税体制与“现代”国家治理之间的内在联系，才能从理论上讲清楚为什么现代财税体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应有的财税体制形态。只有深刻体会现代财税体制与现代财政文明之间的内在联系，才能从理论上讲清楚为什么现代财税体制是顺应历史规律、切合时代潮流、代表发展方向、匹配中国国情的科学财税体制形态。也只有以此为基础建构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才能站在时代前沿，把握时代脉搏，成为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的最新财政理论创新成果。 从这个意义上讲，跳出传统视域看财政，立足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看财政，从现代国家治理的意义上探索面向未来的财政理论和制度创新，同样是建构中国自主的财政知识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 坚持和弘扬正确二战史观 以史为鉴更好开创未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畔气壮山河的抗击，开启了全民族抗战的伟大序幕。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全民族抗战爆发88周年。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回望，历史的回声意蕴深邃、振聋发聩。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不仅仅取决于我们有什么样的历史，更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与把握历史。5月7日至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庆典，在《俄罗斯报》发表题为《以史为鉴 共创未来》的署名文章，强调“坚持正确二战史观”。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时指出，要“共同弘扬正确二战史观”。一切歪曲二战历史真相、否定二战胜利成果、抹黑中苏历史功绩的图谋都不会得逞！我们必须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做历史记忆的守护者、发展振兴的同行者、国际公平正义的捍卫者，携手为人类前途命运争取更加光明的未来。 深刻领悟正确二战史观的内涵要义 历史的真相，不容任何辩驳与歪曲。历史并非不能考证、不能讨论，但需要有基本的是非观、价值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的，“事实就是事实，公理就是公理。在事实和公理面前，一切信口雌黄、指鹿为马的言行都是徒劳的。黑的就是黑的，说一万遍也不可能变成白的；白的就是白的，说一万遍也不可能变成黑的。一切颠倒黑白的做法，最后都只能是自欺欺人”，事实不容抹杀，也是抹杀不了的。坚持和弘扬正确二战史观，就是强调从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时段和世界大视野看待二战历史，尊重历史事实，坚决维护国际秩序和公平正义，以史为鉴共创未来。 正义战胜邪恶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正义观看来，历史是正义的坚实基础，历史正义源于正义的历史。发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世界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同人类文明的凶残敌人进行的殊死搏斗。以德、意、日为首的法西斯势力在亚洲和欧洲形成了两个战争策源地，企图重新瓜分世界，肆无忌惮地在欧洲、亚洲、非洲及太平洋地区发动野蛮的侵略战争，把整个世界拖入战火硝烟中，使许多民族面临着生死威胁，使人类文明面临着严峻挑战。世界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奋起抵抗，建立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开展了抗击法西斯侵略的英勇斗争。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把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的正义性质、历史价值、时代意义不可撼动！那些惨无人道的侵略行径，那些血雨腥风的战争场面，那些令人发指的屠杀罪行，那些在战争中不幸死亡的几千万无辜生灵，都铭记在人类的史册上，都铭记在人类的心中。 东方主战场的重要地位不容置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东方主战场，对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从持续时间看，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九一八事变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七七事变后，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共同意志和行动，中国由此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并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在这场战争中，苏联、美国进行了4年，英国进行了6年，而中国整整战斗了14年。从牺牲损失看，二战的战火遍及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军队和民众伤亡超过1亿人，其中中国伤亡人数超过3500万，苏联死亡人数超过2700万。日本军国主义发动战争造成的破坏及其对中国资源和财富的大肆掠夺，按照1937年的比价，造成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从历史贡献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世界各国人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战场长期牵制和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兵力，歼灭日军150多万，对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战略上策应和支持了盟国作战，配合了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战略行动，制约和打乱了日本法西斯和德意法西斯战略配合的企图。作为亚太地区盟军对日作战的重要后方基地，中国为盟国提供了大量战略物资和军事情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树立了一个以弱胜强的光辉范例，鼓舞了被压迫、遭侵略的民族进行解放战争的信心和勇气。 世界人民在二战中的主体地位不能否定。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主体，和平与正义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二战中，全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20亿人被卷入战火，几千万人为独立、自由、和平付出的牺牲不容否定。80多年前，苏联给予中国抗战有力的物资支持，美国“飞虎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朝鲜、越南、加拿大、印度、新西兰、波兰、丹麦以及德国、奥地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日本等国的一大批反法西斯战士直接投身中国抗战。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印度医生柯棣华不远万里来华救死扶伤，法国医生贝熙叶开辟运输药品的自行车“驼峰航线”，德国的拉贝、丹麦的辛德贝格在南京大屠杀中千方百计保护中国难民，英国的林迈可、国际主义战士汉斯·希伯等记者积极报道和宣传中国抗战壮举……正是全世界人民跨越地域、种族、文化、意识形态的阻碍，携手跨进同一条战壕，以顽强的意志和英勇的斗争，彻底打败了法西斯主义，挽救了人类文明，决定了人类命运的走向。历史证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伟大事业，战争胜利是全世界人民共同取得的伟大成果。 把握坚持和弘扬正确二战史观的时代意义 历史观正确与否，关系人心聚散、国家兴亡、民族盛衰。在这鉴往知来的重要时刻，坚持什么样的历史观，以什么样的态度认识历史、对待历史，所影响的决不仅是我们对过去的勾画，更影响即将展开的未来。 这是守护历史真实的需要。守护历史真实，也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二战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本应成为反思战争暴行、铭记正义的集体记忆。然而，由于受到部分西方政治势力的影响，“忽视中国说”“二战六年论”“日本受害论”等错误二战史观近年来甚嚣尘上，试图篡改历史真相，严重淡化、否定中国等国家在二战中的重要贡献。这既同“西方中心论”的惯性影响有关，也同“历史虚无主义”的叙事逻辑有关。距离二战结束已经80年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战争亲历者越来越少，战争的切肤之痛逐渐钝化。当前的历史虚无主义，不再以简单否定历史事实为特点，而是通过选择性记忆、模糊价值判断等方式混淆视听。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网络时代，深度伪造技术对历史进行高仿真的篡改，社交媒体算法则加剧了历史认知的茧房，哪怕是“一眼假”的谎言也可能横行。我们只有以正确的历史观为锚，才能捍卫历史真相，让一切否认侵略战争性质的言行，一切歪曲甚至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行，一切逃避侵略战争历史责任的言行，不论以什么形式出现，不论讲得如何冠冕堂皇，都不攻自破。 这是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需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牢记历史，是为了开创未来；不忘战争，是为了维护和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通过战争称霸世界的野心，彻底结束了列强通过争夺殖民地瓜分世界的历史，彻底瓦解了在世界上存在了几百年的殖民体系，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构建联合国等全球性国际组织的框架，到完善国际法体系的规则基石；从建设大国协作的稳定架构，到逐步形成全球治理体系的协同网络，都离不开二战胜利的深远影响。二战史观与二战胜利成果一脉相承，捍卫历史正义就要坚持正确二战史观。当前，一些西方大国出于战略竞争需要，通过各种手段模糊、扭曲二战历史，试图打破战后国际秩序，重新塑造有利于自身霸权的规则体系。国际形势越是变乱交织，我们越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类图谋篡改二战胜利成果、颠覆战后国际秩序原则、削弱联合国在维护全球和平与安全中的核心作用的企图，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决不允许否认和歪曲侵略历史，决不允许军国主义卷土重来，决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 这是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需要。没有正确的历史观就没有正义的历史，也就没有历史正义。世界反法西斯的各国人民共同为和平和正义而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所以赢得胜利的根本源泉与动力。世界要公道，不要霸道。从伦敦和平纪念碑前丘吉尔的曾孙朗诵起70年前英国首相庆祝胜利的著名演讲，到巴黎凯旋门前法国总统为无名烈士墓拨亮长明火；从德国国会邀请历史学家登上讲台纪念“德国解放日”，到纽约时报广场数百对夫妇模仿着“胜利之吻”庆祝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些都是对正确二战史观的集体共鸣，是对历史真相的坚定守护，是对和平正义的不懈追求。令人遗憾的是，个别国家和政客为攫取地缘政治私利，罔顾历史事实，肆意颠倒黑白，把侵略说成正义，把战犯说成英雄，企图否定苏联和中国在二战中的历史贡献。这不仅是对历史受害者的二次伤害，更是对人类和平发展的严重威胁。坚持正确二战史观，不仅是对历史修正主义与篡史行径的强烈谴责，更是展现了捍卫国际公平与历史正义的坚定决心。 让正确二战史观照亮人类新征程 没有正确历史观指引的未来就是一匹野马，无法驾驭。作为人类的共同记忆，历史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也蕴藏着走向未来的答案。弘扬正确的二战史观，最终目的不是停留在对历史的回顾上，而是为了汲取教训、更好地开创未来，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以唯物史观的眼光弘扬正确二战史观。尊重历史事实是坚持正确二战史观的根本前提。历史的记忆和真相不会随着岁月流逝而褪色，带给我们的启迪永远映照现实、昭示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如果缺乏基本史实支撑，很容易成为缺乏生命的空壳，甚至成为建立在沙滩上的楼阁。无论是回击日本右翼美化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奇谈怪论，还是梳理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团结抗争史，更多有力的证据被发掘，更多真实的史料被呈现，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只有事实成为有力的说服，历史才能成为最好的老师。要敬畏历史、坚守记忆，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让历史虚无主义破产。二战既然是一场世界性的战争，就必须摆脱“欧洲中心论”的狭隘眼光，着力研究和深入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等重大问题。要端起历史的望远镜，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反思二战对于人类文明的破坏，以及给人类带来的空前灾难，以正确的历史观奠定中国和世界走向未来的基础。 以维护和平的理念弘扬正确二战史观。战争是一面镜子，能够让人更好认识和平的珍贵。80年后的今天，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单边主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世界仍很不太平，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悬在人类头上。天下太平、共享大同是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理想追求。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也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建设者、维护者、推动者和改革者，我们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刻教训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始终站在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上，坚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间正道，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同时，要想捍卫和平，必须精武强能，以强大实力为后盾。“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人民军队只有时刻保持箭在弦上、引而待发的戒备状态，锤炼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本领，能够随时上得去、打得赢，才能换来真正的和平。 以命运与共的使命弘扬正确二战史观。历史无法改变，但未来可以塑造。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二战中，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实行绥靖政策，助长了法西斯主义的膨胀和横行，德国吞并奥地利、进占莱茵兰，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日本扩大侵华战争，最终将世界拖入了规模更大、破坏更烈的世界大战的深渊。二战的惨痛教训告诫我们，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各国不是乘坐在190多条小船上，而是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唯有守望相助、合作共赢才能破解全球发展难题、应对国际安全挑战。当今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人类又一次站在了团结还是分裂、对话还是对抗、共赢还是零和的十字路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是中国弘扬正确二战史观的生动实践，显示了中国人民对优化国际共生关系的期待，表达了与各国走多元共生、和谐共生、包容共进之路的愿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维护国际规则和秩序。 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的理论内涵与原创性贡献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党积极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形成一系列理论成果并展现出强大实践伟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奠定了坚实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和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孕育形成，折射了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进程，具有丰富内涵、鲜明特色与重大实践意义。 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内涵丰富、体系完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应该既充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呈现出活力和秩序有机统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如何实现活力和秩序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决定历史发展的是“行动着的群众”。遵循这一规律，实现活力和秩序有机统一需要激发人民群众的力量，让人民群众在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中形成各司其职、信息共享、价值共创的治理共同体，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经历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如何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参与、共同治理的论述和思考很多是预测性的。 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在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对如何治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进行不断探索。改革开放后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加强社会治理摆在重要位置，推动社会治理共同体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社会治理”这一重要概念，标志着我们党治国理政理念的重大创新发展。在十八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继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完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调动城乡群众、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自主自治的积极性，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强调：“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在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论述，对什么是社会治理共同体、怎样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等进行深刻阐述，内涵丰富、体系完备，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三个“人人”明确了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有效路径，要求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人人有责，即鼓励全体社会成员都参与社会治理，激发全社会活力；人人尽责，即引导不同主体在社会治理中各归其位、各担其责，发挥各自作用；人人享有，即通过拓宽、畅通、规范人民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等，让全体人民在社会治理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人人有责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必要前提，人人尽责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保障，人人享有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动力支撑与最终目标，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离不开相应的体制机制保障。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了前提。这一治理体系明确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组成部分，既强调党委、政府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又要求吸纳社会力量、公众个体参与其中，形成加强社会治理的合力；明确了各类主体的责任，即党委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政府负责相关工作，社会力量扮演协同角色，公众个体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有序参与其中；明确了不同主体之间的合作方式，强调不同主体之间在治理实践中以民主的方式加强协商；明确了社会治理共同体在治理实践中，要以法律为依据、以法治为保障，并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支撑作用。 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只有聚焦城乡社区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把城乡社区这一社会基础单元治理好，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才能有保障。为此，必须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从治理主体看，要在坚持党的领导下，注重激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让城乡居民成为基层治理的主力军。从治理方式看，既要充分发挥法律法规的作用，也要深入挖掘社会文化中蕴含的道德规范并充分发挥其作用，让法治与德治有机结合起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数字中国建设的深入推进，城乡基层治理水平不断提高，呈现出自治、法治、德治与智能化相融合的态势，进一步推动基层治理体系丰富发展。 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能够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运行提供一系列制度基础。共建即共同参与社会建设，共治即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共享即共同享有治理成果。共建共治才能共享，共建共治的过程也是共享的过程。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既包括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等，通过群防群治把矛盾化解在基层，也包括经过基层群众反复协商而形成的村规民约等非正式制度。在实践中，各地结合自身实际落实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形成了“清单制”“积分制”等诸多地方探索。这些成果是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的产物，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为推动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了更完备的制度支撑。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彰显鲜明中国特色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基本原理与新时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和合文化”“天下大同”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坚持和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形成的重要成果，指引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发展，彰显了鲜明中国特色。 坚持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的领导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和运行的根本保证。我们党在长期执政中积累了丰富治国理政经验，为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坚持“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并将其转化为实践提供了土壤、创造了条件。从制度安排上明确党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既能够使党的领导这一本质特征和最大制度优势得到充分展现，也是实现党的领导的科学有效方式，在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维护人民合法权益，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属性，也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有效运行、充满活力的根本所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始终着眼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在社会领域的一项重要内容，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坚持人人参与和权责分担，是对人民主体地位作用的尊重与发挥，充分践行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理念；同时，坚持以实现秩序与活力的动态平衡为目标，保障好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为统筹推进各方面工作创造了必要社会条件，充分践行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突出基层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群众的事同群众多商量，大家的事人人参与。”基层社区事务很多很繁杂，单靠政府是干不了、也干不好的，必须发挥社会各方面作用，激发全社会活力。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高度重视城乡社区对于社会治理的重要作用，坚持人才、资源、服务向基层倾斜，充分彰显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能够真正让基层活起来、强起来，着力把党中央提出的重大任务转化为基层的具体工作。在这一过程中，要进一步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并聚焦基层治理的堵点、痛点、难点，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为民服务能力，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 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的原创性价值和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社会运行与治理的规律，牢牢把握新时代以来我国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结构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变化趋势，是社会治理理念、治理体制和治理方式的重大创新，进一步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理论，为我们理解和推动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了根本遵循，也超越了西方治理理论，为破解社会治理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具有显著的原创性价值和贡献。 充分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超越了西方基于个人主义的社会治理模式。西方治理理论以个人主义和市场自由主义为内核，反映的是资产阶级利益，带有明显局限性和不彻底性，在实践中并没有为各国治理现代化带来多少益处，甚至导致治理乱象丛生。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从责任主体、行动主体、利益主体等维度强调“人人”，把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贯穿于社会治理的全过程和各方面，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细落实，形成了基于共同体的社会治理范式，超越了西方基于个人主义的社会治理模式，也超越了西方理论关于“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 努力实现“一核多样”的“有机共治”，突破了“大政府、小社会”或“小政府、大社会”的思维束缚。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无论是单纯依靠政府大包大揽还是单纯依靠市场力量、社会力量进行社会治理，都是难以为继的。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超越国家—社会权责分配的“大小之争”，坚持人民群众是社会治理的主体，通过各种制度安排和方式将人民群众动员和组织起来，让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同政府一起治理社会、承担责任，把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从“你和我”变成“我们”，从“要我做”变为“一起做”，让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分享有效社会治理带来的红利，真正实现共建共治共享。这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的精髓要义所在，也是我国为世界各国破解社会治理难题作出的原创性贡献。 通过民主协商最大限度凝聚民心、汲取民智、汇聚民力，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社会领域的具体体现。中国共产党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性，体现了国家政权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内在统一，超越了西方治理理论中政府受制于社会和个体的自由主义论，为在社会治理中正确处理政党、政府与社会、个体的关系提供了新思路新办法。特别是这一理念强调通过民主协商最大限度凝聚民心、汲取民智、汇聚民力，是对植根于中国大地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践行和发展，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社会领域的具体体现。 新时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我国社会的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等日益多样化，如何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成为越来越迫切的问题，对社会治理不断提出新要求。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论述的科学指引下，我国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取得重要成效。在各地党委领导下，各种层次不同、功能不一、规模不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纷纷建立，为加快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添了重要力量，促进了活力与秩序相统一。 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能让基层治理更有效能，让每个社会细胞健康活跃。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和社会流动因素增多等因素，给社会治理带来一系列新课题新挑战。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论述为指引，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相关领域改革，建设好社会治理共同体，为积极应对风险挑战、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续写社会长期稳定新篇章奠定坚实基础。 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为我们认识和理解生产力发展规律提供了科学的框架。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断，这一理论在《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有深刻阐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指引。深入学习领会新质生产力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传承创新关系，对于准确把握时代脉搏、抓住发展机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基本内涵 一、生产力的构成要素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由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构成。劳动者是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劳动技能和知识，能够运用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从事生产实践活动的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劳动资料是人们在劳动过程中用以改变或影响劳动对象的一切物质资料总和，其中生产工具是劳动资料的主要内容，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尺度。劳动对象是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所加工的一切物质资料，包括自然界直接提供的物质资料以及经过人类加工的原材料。这三个要素相互作用、有机结合，共同构成了生产力的实体性要素，推动着生产过程的进行。 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状况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和形式，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原有的生产关系就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必然要求进行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变革。同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时，它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时，则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这种辩证统一，构成了社会生产方式，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三、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马克思深刻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科学技术虽然不是生产力中的独立实体性要素，但它能够渗透到生产力的各个要素之中，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使劳动者能够更有效地运用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推动生产工具的革新，创造出更先进、更高效的劳动资料；拓展劳动对象的范围，提高劳动对象的质量和利用效率。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逐渐成为第一生产力，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及其内涵 一、新质生产力提出的时代背景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前沿技术迅猛发展，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重塑全球经济结构和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与此同时，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全球竞争日益激烈，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转型升级的紧迫任务。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旨在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 二、新质生产力的内涵解读 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从构成要素来看，新质生产力中的劳动者是具备更高知识水平、创新能力和数字化素养的新型劳动者，他们能够熟练运用先进技术和智能工具进行生产活动。劳动资料呈现出智能化、自动化、数字化的特征，如工业机器人、智能生产线等新型生产设备广泛应用。劳动对象不仅包括传统的物质资料，还涵盖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算法等新型生产要素。在生产要素配置方面，新质生产力强调知识、技术、数据等创新要素的核心地位，通过创新要素与传统要素的深度融合，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在产业层面，新质生产力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同时催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蓬勃发展，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 三、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特征 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质量、高效能的显著特征。高科技体现在其以前沿技术为支撑，高质量表现为产品和服务的品质更高，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高效能则体现在生产效率大幅提升，资源利用更加高效。此外，新质生产力还具有创新性、融合性和可持续性等特征，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动力，推动技术、产品、商业模式等全方位创新；融合性体现在不同产业、不同技术之间的深度融合，如制造业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融合发展；可持续性则强调在发展过程中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共进。 新质生产力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一、拓展了生产力的构成要素 突出新型生产要素的作用。新质生产力理论更加重视知识、技术、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如同土地、劳动力、资本一样，参与到生产过程中并创造价值。大数据分析技术可以帮助企业精准把握市场需求，优化生产流程，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知识和技术作为创新的核心要素，通过技术创新和知识传播，不断推动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生产力的提升。新质生产力理论将这些新型生产要素纳入生产力构成体系，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关于生产要素的内涵。 强调劳动者素质的新要求。新质生产力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不仅需要劳动者具备传统的生产技能，更要具备创新能力、数字化素养和跨学科知识。在人工智能研发领域，劳动者需要具备深厚的数学、计算机科学、统计学等多学科知识，以及创新思维和团队协作能力，才能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突破和应用。新质生产力理论强调培养适应新时代要求的高素质劳动者，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关于劳动者要素的内容，突出了劳动者在知识经济时代的新特征和新作用。 二、深化了对生产力发展动力的认识 科技创新的核心驱动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这一论断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认识。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发挥着关键作用，以科学技术的质变引领生产力质的飞跃。新质生产力理论明确了科技创新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中的核心地位，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技生产力观。 生产要素配置创新的推动作用。新质生产力理论强调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通过创新要素配置方式，打破传统生产要素组合的局限，实现各类生产要素的高效协同。例如，在共享经济模式下，通过互联网平台将闲置的生产设备、劳动力等资源进行重新整合和配置，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创造了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对生产要素配置创新的重视，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关于生产力发展动力的认识，强调了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变革对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影响。 三、创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关系 以新质生产力引领生产关系变革。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进行调整和变革。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兴起，传统的企业组织形式、管理模式和分配制度等面临挑战。在数字化企业中，由于知识和技术成为核心生产要素，企业的组织架构更加扁平化，强调团队协作和创新激励，分配制度也更加注重对知识和技术贡献的认可。新质生产力理论揭示了新质生产力发展对生产关系变革的引领作用，体现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新时代的新发展。 以生产关系变革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同时，新质生产力理论强调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以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例如，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优化科技创新的政策环境，能够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积极性，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关于生产关系对新质生产力反作用的认识，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内涵，为新时代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提供了理论指导。 四、丰富了生产力发展的实践路径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理论把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强调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和未来产业布局建设。通过运用新技术、新工艺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升级，提高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使其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大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例如，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积极布局未来产业，如量子信息、人工智能、脑科学等前沿领域，为经济发展培育新的增长极。这一实践路径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关于产业发展与生产力提升关系的认识，为推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具体的产业实践指导。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新质生产力理论强调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发展优势和特点，通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实现优势互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这种区域协调发展的理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区域发展层面的实践内涵，为实现全国范围内生产力的均衡发展提供了指导。 以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意义 一、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新质生产力以其高科技、高质量、高效能的特征，能够有效推动我国经济从传统的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加速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提高产业附加值和竞争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例如，在纺织行业，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实现生产过程的智能化管理，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还能生产出更高品质、更具个性化的产品，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促进纺织产业向高端化发展。同时，新质生产力催生新兴产业的发展。 二、提升国家竞争力 在全球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已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拥有新质生产力，意味着在科技研发、产业创新、产品质量等方面具有领先优势。我国在5G通信技术领域取得的领先地位，使得我国在智能制造业、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具备了强大的竞争力。基于5G通信技术的远程操控、实时监测等应用，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推动相关产业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我国能够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占据更高位置，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三、促进可持续发展 新质生产力注重绿色技术创新和资源的高效利用，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新能源领域，太阳能、风能、水能等清洁能源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减少了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降低了碳排放，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同时，新质生产力通过推动循环经济发展，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和废弃物的最小化排放。例如，在一些工业生产中，通过采用先进的技术，将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转化为可再利用的资源，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减少了环境污染，促进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实现可持续发展。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 一、强化科技创新引领 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石。政府应加大对基础研究的财政投入，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基础研究，建立多元化的投入机制。鼓励高校、科研机构开展基础研究，建设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基础研究平台，吸引全球顶尖科研人才汇聚。例如，加大对量子科学、人工智能基础算法、生命科学基础理论等领域的研究投入，为科技创新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打破制约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完善科研项目管理机制，简化项目审批流程，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科研自主权，让科研人员能够专注于科研工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维护科研人员的创新权益，激发创新活力。建立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加强产学研合作，促进科技成果与产业需求的对接，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二、优化生产要素配置 促进创新要素集聚。构建有利于知识、技术、数据等创新要素集聚的政策环境和平台。建设科技园区、创新孵化基地等创新载体，吸引高科技企业、科研机构、创新人才入驻，实现创新要素的集中配置和高效协同。例如，北京中关村、深圳南山等科技园区，通过完善的政策支持、优质的服务配套和活跃的创新氛围，吸引了大量创新要素集聚，成为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高地。 推动传统要素与创新要素融合。加强传统生产要素与创新要素的融合发展，提升传统要素的质量和效率。在劳动力方面，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和数字化素养，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资本方面，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企业的支持力度，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如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科技保险等业务，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资金保障。同时，推动土地、能源等传统要素与创新要素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三、加快产业创新发展 推动传统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技术等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改造升级。在钢铁、化工等传统行业，推广应用智能化生产设备和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生产过程的智能化控制和节能减排。鼓励传统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例如，一些传统服装企业通过引入3D打印技术、智能设计软件等，实现了个性化定制生产，提升了企业的市场适应能力。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扶持力度，制定专项产业政策，培育产业龙头企业，打造完整的产业链条。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通过补贴政策、产业规划引导等措施，我国已形成了从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生产的完整产业链，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加强对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技术等未来产业的前瞻性布局，加大研发投入，建设产业创新平台，抢占未来产业发展的制高点。 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加强高等教育与产业需求的对接，优化专业设置，培养一批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创新人才。例如，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专业的建设，为相关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同时，加强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和综合素质，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多层次的人才保障。 吸引全球优秀人才。制定具有吸引力的人才政策，吸引全球优秀人才来华创新创业。提供优厚的薪酬待遇、良好的科研环境和生活保障，解决人才的后顾之忧。例如，一些地方政府设立了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专项资金，为海外人才提供创业启动资金、住房补贴等支持。加强国际人才交流与合作，鼓励国内科研人员与国际顶尖科研团队开展合作研究，提升我国科研人员的国际视野和创新能力。 新质生产力理论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创新和发展。这一理论科学回答了新时代生产力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丰富了生产力的构成要素，深化了对生产力发展动力的认识，创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关系，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在实践中，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新质生产力理论，强化科技创新引领，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加快产业创新发展，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以新质生产力推动我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提升国家竞争力，促进可持续发展，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不断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通过对《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的学习，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新质生产力理论的重大意义和实践价值，必须坚定不移地以这一理论为指导，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传承东北抗联精神 坚定理想信念 东北抗日联军（简称“东北抗联”），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并领导的、由东北各族人民组成的抗日武装。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大力弘扬东北抗联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激发干事创业热情。”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坚定的理想信念是至关重要的精神支柱。当年东北抗联将士之所以能够义无反顾地勇赴国难，之所以能够克服巨艰万难长期坚持抗战，之所以能够面对酷刑与死亡仍坚贞不屈，其根本动因在于具有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考察时指出，“要把这些红色资源作为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的生动教材，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永葆初心、永担使命”。在东北地区，东北抗联斗争史无疑是积淀最为深厚、特色最为鲜明、价值最为独特的红色资源。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讲话精神，应紧密结合东北抗联的斗争实践，深入剖析其理想信念生成的深层逻辑，为当前广大党员、干部传承东北抗联精神、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提供深刻的理论启迪与实践指引。 一 “信不信”是理想信念确立的逻辑起点。它要求党员、干部在理论认知和情感体认上，深刻认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历史必然性与道义崇高性。当前个别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其首要症结即在于信仰的缺失，未能把握理想与现实的辩证关系。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并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换言之，理想源于现实，更应高于现实并引领现实变革，将理想与现实混为一谈，便消解了理想的超越性与引领力。东北抗联的核心追求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这一理想早已实现，但是在当年，这个理想和现实之间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当年东北抗联抗日斗争的自然环境之恶劣，后勤给养之奇缺，兵力对比之悬殊，持续时间之漫长，在人类战争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面对这些艰难困苦，广大东北抗联将士坚贞不屈、信念如磐。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牺牲前夕，身边只剩下几个警卫员，他和战士们同吃着一碗用雪水熬煮的糊糊，十分沉静地对警卫员说：“就是我们这些人都牺牲了，还会有人继承我们的事业，革命总是会成功的。”杨靖宇在逆境中仍怀揣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考察时曾说：“抗日战争时期，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杨靖宇将军领导抗日武装冒着零下四十摄氏度的严寒，同数倍于己的敌人浴血奋战，牺牲时胃里全是枯草、树皮、棉絮，没有一粒粮食，其事迹震撼人心。”杨靖宇用一腔热血和满腹枯草，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坚定的理想信念。倘若当年东北抗联将士因理想与现实的巨大鸿沟而放弃抗争，便不会有这支英雄队伍的传奇，更无从谈起东北抗联精神的传承。东北抗联历史深刻启示我们：崇高理想绝非对现实困境的逃避，而是突破历史局限性的精神原动力。唯有在认知层面筑牢“信”的根基，理想信念的灯塔才能真正照亮前行的道路。 二 “做不做”是理想信念付诸实践的逻辑落点。它要求党员、干部将崇高信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自觉践行初心使命。回溯历史，九一八事变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东北抗联广大将士在家与国、生与死、富贵与贫穷、安逸与艰辛的抉择面前，义无反顾担负起挽救民族危难、解救同胞于水火的时代重任，以血肉之躯谱写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壮丽史诗。东北抗联群体中有的是职业革命家，有的是大学教授，有的是学生……如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政委冯仲云，18岁考入清华大学数学系，22岁到哈尔滨商船学校任教。国难当头，他毅然抛弃优越生活，奔赴抗日战场，爬冰卧雪、忍饥挨饿、九死一生。杨靖宇为革命事业诀别至亲，魏拯民跨越千里病逝密营，红色资本家朱守一毁家纾难加入东北抗联队伍……东北抗联将士勇赴国难的民族大义，正是将理想信念转化为救国实践的真实写照。东北抗联历史深刻昭示：坚定理想信念，既要志存高远，更须身体力行；既要内化于心，更要外化于行。我们今天亦当深戒“空谈误国”之训，永葆“实干兴邦”之志。唯有将知与行高度统一于强国复兴的伟业之中，方能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 三 “做多久”是理想信念经受考验的逻辑支点。它要求党员、干部将对真理的认知认同、对使命的行动自觉，熔铸为百折不挠的意志品质，在长期斗争与复杂考验中展现信仰的韧性与定力。回溯东北抗联艰苦卓绝的岁月，一个片段令人动容：1939年深秋，给养断绝，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面对部分战士因极度绝望而请求离队的局面，并未强求。他召集仅存的战友，沉痛而坚定地宣布：“现在我们确实面临着生与死的问题。眼下，已是深秋了，草也不能吃了，棉衣也没有，我们可能会饿死、冻死。他们走了，请同志们决定，愿走的走，只要把枪留下，尽可以去找条活路，就是剩下我周保中一个人，也要抗日到底！”听了这些话，全场一片唏嘘。顿时120人齐刷刷地站起来，不约而同地高喊：“我们不走，死也要同周总指挥死在一起！”当年面对异常艰苦的环境，有些人退却了，当了逃兵，这也正反衬了周保中等人的坚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初心易得，始终难守。”革命战争年代的生死考验以及和平建设时期的权力考验，其本质都是对信仰韧性之核——“做多久”这一关涉意志的终极叩问。唯有在时间的磨砺与复杂斗争的淬炼中，不断夯实信仰的根基，方能确保理想信念历久弥坚。 回望历史，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端艰险、几乎看不到胜利希望的条件下，依然坚守信念、浴血奋战。今天，大力弘扬东北抗联精神，首要在于筑牢信念之基，着力破解“是否真信”的思想认识问题；其次在于强化实干担当，切实解决“是否真干”的实践行动问题；最终在于砥砺恒心韧劲，持续应对“能干多久”的持久耐力问题。唯有将坚定的理想信念转化为迎难而上、久久为功的奋斗实践，方能开辟强国复兴伟业的崭新局面。 教育强国建设驱动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育作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成教育强国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愿望，是实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先导任务、坚实基础、战略支撑，必须朝着既定目标扎实迈进。”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教育强国建设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社会流动、赋能人力资本，成为驱动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 教育强国建设搭建 城乡融合的战略联结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目标，其价值内涵是通过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实现教育自身强、支撑国家发展强、国际影响力强的三维目标统一。现阶段，农村地区在教育经费投入、师资队伍建设、基础设施条件等方面显著低于城市水平，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失衡进一步加剧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态势，造成乡村内生发展动力不足，成为制约城乡融合发展的突出问题。 教育强国建设通过制度完善弥合城乡鸿沟。将“促进公平与提高质量”作为贯穿于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进程的政策主线，以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八大体系”，实现基础教育资源均衡配置与职业教育融合创新，为农村劳动力技能升级、产业协同发展奠定基础。通过“高中向县城、义务教育向中心镇、学前教育向乡镇”的三圈集聚模式，配套跨县域教师共享机制，使农村孩子“进得来、留得下、学得好”，促使教育公平成为破解城乡要素流动壁垒，推动城乡经济、社会、文化融合发展的关键之钥。 教育强国顶层设计与底层创新的联动是关键。《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强调“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要求建立“社会协同力”。浙江宁波的“教共体”模式、四川成都区域教育联盟等实践表明，需以县域为单元统筹教育资源。一方面通过数字技术打造“双师课堂”，打破城乡地理限制；另一方面需加强政策扶持，如财政投入向偏远乡村倾斜，畅通乡村教师职称晋升通道等。 教育要素重塑 城乡融合生态的多维联动 职业教育赋能产业融合与人才振兴。职业教育是破解城乡产业断层的核心抓手。一是建立“专业随产业动态调整”机制。如重庆农业职业院校依托地方特色开设智慧农业相关课程，与龙头企业共建产教融合平台，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推动农产品深加工，延伸农业价值链。上海城建职业学院联合宝业集团成立“长三角绿色智能建造产教协同创新联盟”，实现“生产基地—试验基地—学习工厂”三位一体。二是构建“职教+电商+非遗”融合模式。2024年，各涉农职业院校聚焦农业现代化发展实际需求，优化专业设置，大力培养农村电商人才，以激活县域特色产品流通。通过电商平台，深度开发乡土文创产品，组织“送文化进乡村”活动，既能促进城乡文化认同，又能实现乡村产业增值。三是推动职普融通机制创新。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要求，建立中职—高职—职业本科贯通培养体系，推动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等值互认”。例如浙江试点职普学分互认，允许中职生选修普高课程，打破教育类型壁垒。 数字技术赋能资源均衡配置，打造城乡教育协同新生态。一是推动实现基础设施均等化。近年来，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不断加大数字教育资源投入，实现了全域智慧黑板、教育专网云平台覆盖。江苏建立“职业教育数字资源库”，开发虚拟仿真实训基地，解决乡村实训资源短缺问题。二是教研智能化升级，实现“双师课堂+AI教研”模式。通过“订单式城乡教研”平台，城市名师远程指导乡村教师备课，使乡村薄弱校教师业务水平大幅提升。重庆出版集团研发推出的“教育大脑”平台，能够实现城乡各级各类教育平台互联、数据互通，资源共享。三是依托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整合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资源，建立学分银行和资历框架。如上海市徐汇区打造的“光启e学堂”，为社区居民提供终身学习数字场景。 多元协同治理体系破除县域教育体制机制壁垒。一是加速城乡要素流动改革，降低农民进城成本。借鉴德国“城乡等值化”理念将乡村教育质量纳入政绩考核，参考日本“教师轮岗”政策，优化实施县域内城乡教师双向轮岗。二是优化三教协同机制，建立省级“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基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打造政府—企业—学校共建智能学习场景。三是支持县域融合载体创新。比如，早在201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组建城乡“帮扶联盟”，实现区域内的资源配置、师资调配、教学管理、教学研究、学校招生、质量评价的“六统一”。 教育推进城乡高质量融合 发展的实践路径 强化县域教育枢纽功能。一是实现资源动态调配。建立“人口—学校”联动算法模型，按人口流动趋势调整学校布点。如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探索“乡村小微学校合并、城镇寄宿制扩容”的乡村教育改革路径。二是鼓励投入机制创新。设立国家城乡教育融合专项基金，推广“绩效导向型”拨款制度。广东探索企业捐资抵税政策，激励社会资本投入乡村职教。三是构建终身学习体系。落实学分银行制度，打通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认证通道。重庆市职业教育“学分银行”，打通非学历教育、职业技能培训与其他各类学分的认证渠道。 深化产教科城融合。一是校企协同进阶。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科技矿场”育人模式深耕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着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培育更多联动城乡的“卓越工程师”。职业院校与县域企业共建“现场工程师学院”，定向培养复合型“乡村工匠”。参考德国双元制，企业承担70%培养任务。二是技能认证互通。建立国家资历框架，推动城乡职业技能等级互认。天津试点“农业经理人”高级证书，持证者享城市落户加分。三是培育融合型产业。职教深度参与农文旅综合体建设。如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借助会展专业课程知识，打造乡村文旅品牌，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青春动能。 优化教育数字化赋能。一是基础设施兜底。全力实现乡村学校千兆宽带全覆盖，配建智能终端。建立东西部“数字结对”机制，缩小数字鸿沟、以实现教育资源共建共享为目标。二是数字素养革命。建立教师AI研修平台，开发乡土化数字资源包，加强职校教师数字技能培训。三是数据治理赋能。构建国家级“教育数字大脑”，实时监测城乡生均资源差异，动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教育强国建设驱动城乡融合，本质是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通过教育公平、技能提升、技术赋能重塑城乡关系。未来需紧扣社会协同力与民生保障力，在县域尺度上实现教育供给与产业、空间、治理的一体化，最终达成“强教—强县—强融合”的良性循环，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基础。 以“五个必须统筹”指引“十五五”规划的科学擘画 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十五五”规划是我国迈向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节点规划，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五个必须统筹”是党中央对新时代经济工作规律的深刻把握，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最新成果，更是指导经济工作扬优势、补短板、增效益的系统思维框架，为“十五五”规划的科学制定提供了方法论指引。 统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基石 五年规划的生命力在于实现市场活力与政府调控的辩证统一，历史经验证明，唯有“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协同发力，方能使规划效能最大化。“十五五”规划需延续这一制度优势，精确定位政府与市场协同发力点。政府有为，重在优化宏观调控：聚焦基础研究、公共服务、生态环保、重大工程（如算力基础设施）等领域，通过科学设定约束性指标、精准配置公共资源、完善法治与政策环境，为市场释放稳定预期。市场有效，贵在激发活力：在预期性指标与产业升级领域，充分尊重市场规律。要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完善产权保护、公平竞争、知识产权治理体系和成果转化激励机制等基础制度，破除制度性壁垒（如服务业劳动力流动障碍），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畅通全国统一大市场，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 统筹总供给和总需求，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基点。“十五五”期间需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提升供给体系适配性与竞争力。在供给侧，聚焦科技创新提升产业链韧性，前瞻布局人工智能、新基建等新型供给能力，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科技供给质量，同时以“用”带“研”、以“需”拉“供”，拓展科研深度广度，通过应用场景开放和需求牵引，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在需求侧，瞄准民生所需，多措并举“稳预期、稳就业、稳市场”，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稳步增加城乡群众收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与意愿，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加力扩围“两新”政策（设备更新、以旧换新），推动形成供给创造需求、需求牵引供给的更高水平良性循环。 统筹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锻造更具韧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动能转换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密码。“十四五”期间动能转换成效初显，2024年，在“两新”政策带动下，制造业技术改造投资同比增长8%，显著快于全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2025年一季度，我国大模型数量超200个，中芯国际、寒武纪等企业芯片性能可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十五五”规划需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突出位置”：一方面，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壮大新兴产业，以人工智能顶层设计为先导，强化新型基础设施底座，推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生产性服务业蓬勃发展，为产业创新注入强劲动力；另一方面，全面推进传统产业“智改数转”，不能忽视其作为经济“压舱石”与就业“稳定器”的作用，实现“老树发新芽”，避免产业断层，加快建设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统筹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激发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的深度调整”。面对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偏低等深层次问题（我国转化率35%，显著低于发达国家的60%-70%），“十五五”规划需增量带存量、以存量撑增量，构建高效、可持续的科技资源配置体系。一方面，做优增量，重在提升新增科技资源的质量和效益，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培育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增长点。例如，我国人工智能专利拥有量占全球60%，正加快建立人工智能、数据要素等新业态知识产权规则，通过“专利导航”“高价值专利培育”等政策，打通“实验室→产业链”转化堵点。另一方面，盘活存量，唤醒“沉睡”资源，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推进专利开放许可、质押融资证券化、技术转让授权，力促中小微企业专利产业化。同时，在产业园区“腾笼换鸟”、城市更新、循环经济等领域，打破思维定式、优化要素组合，为新兴产业腾出空间，让“存量”焕发新生机。 统筹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锚定共同富裕的价值坐标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统一于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一方面，要“提升质量”，把造福人民的根本价值取向体现到科技自立自强、绿色低碳转型、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上，强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支撑，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筑牢安全发展屏障；另一方面，做大经济总量“蛋糕”，科学设定GDP增速目标（确保4.5%以上年均增长率），坚持问计于民，把群众诉求融入顶层设计，在低收入群体帮扶、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养老育幼服务等方面推出一批均衡可及的民生政策，稳步推进共同富裕，让发展成果更具含金量。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探索性事业，还有许多未知领域，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去大胆探索，通过改革创新来推动事业发展”。高质量编制“十五五”规划，我们要深刻领会“五个必须统筹”蕴含的战略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将党的创新理论通过规划引领转化为治理效能。我们相信，中国号巨轮必将劈波斩浪迈向民族复兴的壮丽彼岸。 以前瞻的战略规划擘画发展蓝图 ——习近平同志主持编制《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实践启示 科学的战略规划是锚定奋进坐标的“路线图”，也是赢得发展主动的“指挥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战略是从全局、长远、大势上作出判断和决策。”“中国式现代化有目标、有规划、有战略，一定会实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国家发展规划工作，提出了关于发展战略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擘画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把脉定向、掌舵领航。福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亲自主持编制的《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以下简称“厦门15年战略规划”），是我国地方政府最早编制的一个纵跨15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是马克思主义战略观同时代特征、厦门实际有机结合的成果，其中许多重要理念和发展举措具有开创性、前瞻性和战略性，彰显了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和实践伟力。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十五五”规划谋划之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高质量完成规划编制工作”。我们要从厦门15年战略规划的主持编制过程和主要内容中汲取宝贵的经验启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高起点高标准谋划战略规划，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深刻认识厦门15年战略规划的时代价值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早在1986年，习近平同志就在厦门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行政体制改革三个课题专职人员动员和工作部署会议上指出：“从事现代化经济建设，要有长远考虑，统筹全局，不能只顾眼前，临事应付，那样会事倍功半，甚至会迷失方向，把握不住全局的主动权。”40年前，面对改革开放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厦门迫切需要一个战略规划来指引未来发展。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的习近平同志亲自主持编制厦门15年战略规划，以高瞻远瞩的改革思维和创新理念，对厦门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系统性战略性擘画，至今仍绽放出耀眼的时代光芒。 系统谋划地方中长期发展规划，为运用战略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树立成功典范。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条重要经验。在厦门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带领全市十几个部门、100多位专家教授等组成课题组，经过广泛调研和反复论证，最终编制形成了厦门15年战略规划。这部规划把厦门经济特区置于中国改革开放全局和世界经济发展大局中审视，明确了厦门城市发展战略定位、发展模式、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对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成为指引厦门中长期建设发展的战略蓝本。这一开创性谋划，注重把握好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从全局上谋势、在关键处落子，充分展现了习近平同志立足大局谋长远的系统思维和战略眼光，为新时代领导干部积极运用中长期战略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生动教材。 前瞻布局综合性、外向型经济结构，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展先行探索。经济特区担负着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探索试验、探路先行的历史使命。习近平同志在主持编制厦门15年战略规划时，以前瞻性眼光谋划布局以工业为主兼顾旅游、商业、金融、房地产业的综合性、外向型经济结构，明确采取渐进式、分步走的推进思路，把厦门建设为“自由港型的经济特区”。面对自由港怎么建设、人员如何自由进出以及金融货币政策如何探索实施等全新挑战，习近平同志不仅带领课题组到新加坡考察，学习借鉴国际经验，还专门设置两个专章，深入研究厦门经济特区逐步实行自由港某些政策的构想和近中期实施方案，并首次提出在厦门建立象屿保税区的具体方案，首次提出“在适当的时候逐步开展离岸金融业务”等前瞻思路。这一开创性谋划，注重把握好当前和长远的关系，充分展现了习近平同志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非凡的胆识魄力，对新时代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具有先导意义。 高位推动社会事业协调发展，为健全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为民基石。社会事业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我们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习近平同志在谋划研究厦门15年战略规划时，始终抓住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把造福人民作为根本价值取向，推动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的发展与经济建设相适应，并把发展科学技术放在首要位置，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基础上，推动国民实际收入有较大提高，使全市人民在投身特区建设中得到更多实惠。这一开创性谋划，注重把握好发展和民生的关系，充分展现了习近平同志对社会事业发展特征的科学把握以及务实为民的政治品格，为新时代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提供了先行示范。 统筹兼顾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城市探索实践路径。城市是一个有机生命体，城市建设只有统筹兼顾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习近平同志在主持编制厦门15年战略规划时，率先提出“生态位”概念，强调“要尊重城市特色和发展规律”，着眼统筹城市生态、生产、生活三大空间布局，要求城市建设在全面考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前提下，做好总体规划，对生产力布局、城镇职能、人口分布、交通网络、生态环境等方面进行综合调整，并设置专章研究厦门城镇体系与生态环境问题，推动厦门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这一开创性谋划，注重把握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充分彰显了习近平同志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的求真务实精神，为新时代美丽城市建设积累了实践经验。 稳步推进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改革，为增强区域发展内生动力积累宝贵经验。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发展每向前一步，改革也要向前一步。习近平同志在主持编制厦门15年战略规划前期，专门召开厦门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行政体制改革三个课题专职人员动员和工作部署会议，并在谋划战略规划中要求厦门经济特区必须跳出现行体制机制的条条框框，系统深邃地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企业经营机制改革、市场机制改革以及社会事业配套改革的发展方向、原则方法和重点任务。这一开创性谋划，注重把握好改革和发展的关系，充分彰显了习近平同志锐意进取、勇于探索、勤于实践的责任担当，为新时代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区域发展活力提供了重要遵循。 开创性提出促进祖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经济技术交流合作的战略思路，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作出历史性谋划。两岸同胞血脉相连，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厦门在发展对台关系方面具有特殊的区位和突出优势，肩负着重要使命。习近平同志在主持编制厦门15年战略规划中，始终注重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强调“要把中央对台的战略决策贯穿在特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规划中”，开创性提出要“在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上，必须由目前小宗的间接贸易，逐步发展到大宗的公开直接贸易，并在学术、文化、艺术、体育等方面进行全面的交流和合作”。同时，设置专章研究厦门在祖国统一大业中的地位、作用及前景问题。这一开创性谋划，注重把握好战略和策略的关系，充分展现了习近平同志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高度把握两岸关系大局的宏阔视野，为新时代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奠定了历史基础。 深刻感悟厦门15年战略规划的实践伟力 战略规划的生命力在于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张好的蓝图，只要是科学的、切合实际的、符合人民愿望的，就要像接力赛一样，一棒一棒接着干下去”。40年来，厦门牢牢把握15年战略规划的精髓要义，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力把习近平总书记为厦门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聚力全局定位，不断强化规划衔接。全局定位就是横向上在全国发展格局中谋划区域发展，纵向上持之以恒地推动发展目标环环相扣。厦门15年战略规划充分发挥首批经济特区的政策优势和沿海、近台、临港等区位优势，对厦门城市发展进行精准定位，着力提升厦门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地位。40年来，厦门始终锚定15年战略规划的目标任务，注重发挥规划战略导向作用，强化规划衔接功能，适应时代和城市发展需要，制定实施了《厦门市加快海湾型城市建设实施纲要》《厦门市关于全面推进岛内外一体化建设的决议》《美丽厦门战略规划》《厦门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发展战略（2020—2035）》《厦门“一二三”战略规划》《厦门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等，推动厦门发展定位迭代升级。回望40年来规划引领发展的历程，从笃守目标到一以贯之，厦门在“承”与“成”中精准定位、砥砺前行，始终保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坚强定力。 聚力统筹协调，不断提升城市品质。统筹协调是立足整体和全局的战略思维，也是系统部署、一体推进的重要方法。厦门15年战略规划对城市建设的总体布局、基础设施建设、港口建设等作出系统谋划，为厦门持续提升城市建设品质夯实了基础。40年来，厦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海港风景城市”、“提升本岛、跨岛发展”重大战略、“建设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城市”等重要要求，组织实施了城市更新、新区拓展、环境治理、交通通达、安全韧性等城市功能品质提升工程，荣获全国文明城市“七连冠”，获批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全国首批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等称号，城市宜居指数位居全国前列。回望40年来规划引领发展的历程，从势的蓄积到能的飞跃，厦门在“谋”与“破”中涵养城市发展品质，不断厚植城市绿美底色。 聚力深化改革，不断增强发展活力。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关键，全面深化改革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厦门15年战略规划彰显了厦门经济特区勇做改革“先行者”和“排头兵”的责任担当，开启了厦门在全国多个“率先”的改革创新实践。40年来，厦门承担了自由贸易试验区、自主创新示范区、“多规合一”等国家级改革试点任务，在全国率先推行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率先形成知识产权综合保护体系，率先实行环评审批告知承诺制，极大释放了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形成了一大批在全国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举措和典型经验。回望40年来规划引领发展的历程，从改革探路到综合改革试点，厦门在“拼”与“创”中勇当改革先锋，不断释放发展潜能。 聚力保障民生，不断增进人民福祉。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厦门15年战略规划明确了规划的价值坐标，让厦门发展增添了民生温度。40年来，厦门始终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战略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社会保障方面，在全国率先构建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率先实施重病和重残人员单独享受低保政策。在教育卫生方面，率先建成“入学一件事”线上系统，建立起独具特色的分级诊疗体系。在文化惠民方面，获评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社会稳定方面，获评全国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示范城市、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回望40年来规划引领发展的历程，从造福一方到普惠全民，厦门在“惠”与“享”中始终坚守为民初心，不断凝聚强大发展合力。 聚力扩大开放，不断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对外开放是走向世界的通道，也是展示国际形象的途径。厦门15年战略规划系统部署了一系列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为厦门成为我国对外开放重要窗口奠定了坚实基础。40年来，厦门梯次建设出口加工区、保税区、保税港区、自由贸易试验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创新基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央法务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等开放载体平台，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全球经济体系，承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首届中国—海合会国家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等重要外事活动，实现了从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的迭代升级，成为国际交通的重要枢纽、国际资本的重要聚集地和国际交流交往的重要窗口。回望40年来规划引领发展的历程，从探索布局到大胆闯试，厦门在“容”与“融”中勇立开放潮头，不断提升现代化、国际化水平。 聚力生态治理，不断促进绿色发展。持续推进生态环境治理是擦亮绿色发展底色和守牢环境安全底线的题中应有之义。厦门15年战略规划将生态环境保护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探索出了发展与保护协同共生新路径。40年来，厦门在全国率先启动“多规合一”探索，把城市建设与自然山水融为一体，构建起“一屏一湾十廊”生态安全格局和“一岛一带多中心”城市空间格局。锚定“当好生态省建设的排头兵”目标，以筼筜湖综合治理为引领，构建起从山顶到海洋的全域保护治理大格局，成功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厦门实践”，获评联合国人居奖、国际花园城市、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等多项荣誉。回望40年来规划引领发展的历程，从昔日孤岛小城到今朝海上花园，厦门在“绿”与“美”中深入践行生态文明理念，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的绿色根基。 深刻把握厦门15年战略规划的经验启示 伟大成就催人奋进，宝贵经验昭示未来。当前，科学谋划好“十五五”规划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使命在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编制和实施‘十五五’规划，对于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战略部署、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意义重大。”厦门15年战略规划蕴藏着宝贵的思想智慧和实践力量，我们要准确把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总结提炼规划引领发展的实践经验，不断上升为规律性认识并持续丰富深化，更好发挥规划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指导作用。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至上相结合，以广开言路的作风凝聚规划编制合力。坚持把党的领导与人民至上相统一，形成相互叠加的合力，是我国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重要经验。厦门15年战略规划编制过程始终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其中，发挥好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作用，同时充分吸收社会期盼、群众智慧、专家意见、基层经验，汇聚成强大的发展合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推进规划编制中积极凝聚人民群众智慧和力量，并吸纳落实到各个领域的顶层设计中，使规划既体现党的主张又反映人民意愿。前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规划法（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并公开征求意见，再次彰显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独特优势。新时代新征程，编制战略规划既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以政治高度锚定方向，以专业精度筑牢框架，以宏观视野把握改革方向和步伐；又要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倾听民意，以多元共治汇聚民智，以开放协商凝聚共识，把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统一起来，不断提高规划编制工作的科学性、民主性。 始终坚持系统谋划与分步实施相结合，以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坚定推动宏伟目标变成美好现实。改革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以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进行统筹谋划，又要分阶段、分步骤稳妥推进。厦门15年战略规划把建设“自由港型的经济特区”的战略目标分解为“一个模式，两次转型”的阶段战略，使中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相互叠加，环环相扣，成为一大特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事关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进行系统谋划，提出奋斗目标和战略布局，明确阶段性任务安排，有力推动规划落到实处、取得实效。新时代新征程，编制战略规划既要从宏观层面绘就“全景图”，明确中长期发展方向和战略重点；又要从微观层面精心描绘好“施工图”，把握好节奏和进度，制定详细的实施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注重目标任务和政策举措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确保规划的可操作性并能够落地见效。 始终坚持前瞻思考与立足当下相结合，将实事求是的科学理念贯穿规划实施全过程。兼顾当前和长远，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重要工作方法。这要求我们既要前瞻思考、超前谋划，下好先手棋；又要立足当下、真抓实干，做好眼前事。厦门15年战略规划着眼于改革开放的全局、国家重大区域的战略、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局，精准把握历史方位和战略定位，确定科学的发展思路；同时立足城市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现实基础，清晰标定发展坐标，提出务实战略举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谋划战略目标、制定战略举措、作出战略部署，推动战略规划有效落地实施。新时代新征程，编制战略规划既要“不畏浮云遮望眼”，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精准定位，做到探索机遇的触角更灵敏、把握机遇的行动更迅速；又要“脚踏实地谋发展”，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合理确定目标任务、提出思路举措，以规划实施的确定性应对形势变化的不确定性。 始终坚持守正固本与勇毅创新相结合，以敢为人先的锐气激发规划引领发展的活力动能。守正固本是勇毅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勇毅创新是守正固本的目的和路径。只有坚持守正固本与勇毅创新相结合，才能不迷失方向，才能引领时代。厦门15年战略规划制定的战略目标和发展举措都是有方向、有原则的，都是在坚持已有科学机制和做法基础上的创新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守正创新，不断完善规划编制实施制度，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新时代新征程，编制战略规划要坚持在守正固本中把稳舵盘，该改的坚决改，不该改的不改，守住方向、守住原则、守住立场；又要在勇毅创新中寻求突破，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始终坚持整体推进与重点攻坚相结合，以久久为功的韧劲推动规划任务如期实现。整体推进和重点攻坚，是推动发展需要正确处理好的一对重要关系。只有在整体推进的基础上把握重点、攻坚难点，才能使工作既有全面安排，又有具体抓手。厦门15年战略规划始终坚持全局视野，注重各领域的全面覆盖、协同推进，同时又注重牵住体制改革、科技发展、人才开发等的“牛鼻子”，实现整体推进与重点攻坚相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战略部署，在整体推进中实现重点突破，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推动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新时代新征程，编制战略规划要正确处理好整体与局部、全面与重点的关系，既要在整体推进上下功夫，使目标任务和思路举措全面覆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要求；又要抓住关键性、决定性因素，注重巩固拓展优势、突破瓶颈堵点、补强短板弱项、提高质量效益，实现“举网以纲，千目皆张”。 把握规律性认识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战略构想5周年。5年多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指挥、亲自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崭新实践，无论是在国民经济循环畅通上，还是在高水平自立自强上，都取得显著成效，在实践中形成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一些规律性认识，需要在未来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践中进一步把握好、利用好。 把握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加强需求侧管理的关系 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二者相互依存、互为条件。没有需求，供给就无从实现，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给；没有供给，需求就无法满足，新的供给可以创造新的需求。供给和需求严重失衡错位、循环不畅，是经济金融领域重大风险的根源之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能否实现，主要取决于供给和需求两端是否动力强劲、总体匹配，动态平衡、良性互动。这就需要把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供需两端同时发力、协调配合，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 一方面，必须加强需求侧管理，加快形成完整内需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我们应当认真研究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量和质的演进规律，着力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另一方面，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进有退、有保有压，增强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平衡性。始终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深入推进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尤其是要坚持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一体部署，推动深度融合，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突破供给约束的堵点、卡点、脆弱点，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力和安全性，以自主可控、高质量的供给满足现有需求，创造引领新的需求。同时，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动态平衡。 把握好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关系，以国内循环带动国际循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中国将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让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大家的市场，为国际社会注入更多正能量”。构建新发展格局，一方面必须具备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以此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吸引力、在激烈国际竞争中的强大竞争力、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强大推动力。不断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创业营造良好环境，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尤其需要通过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增强我国出口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增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中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另一方面，大力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改善我国生产要素的质量和配置水平。积极对标国际贸易和投资通行规则，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增强在国际循环中的话语权。持续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形成参与国际大循环的新增长点。 把握好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系，以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新发展格局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基础，经济循环畅通需要各产业有序链接、高效畅通”。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首先必须重视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相互促进作用，以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创新。一方面，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离不开新质生产力的赋能和推动。另一方面，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表现形式为催生新产业、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其次应重视推动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增强产业发展的衔接性和竞争力，确保重要产品和供应渠道都至少有一个替代来源，形成必要的产业备份系统。同时，健全区域战略统筹机制，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推动产业国内外有序转移，促进内外产业深度融合，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把握好“全国一盘棋”与发挥地方比较优势的关系，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基础上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是各地都搞自我小循环。”因此，需要统筹处理好“全国一盘棋”与发挥地方比较优势的关系。一方面，地方政府谋划自己的发展布局应服从中央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统一部署，要胸怀“国之大者”，不能画地为牢，不关心建设全国统一的大市场、畅通全国大循环，只考虑建设本地区本区域小市场、搞自己的小循环。另一方面，中央谋划全国发展格局的安排时需要关注地方利益和发展积极性，尊重地方已有的要素禀赋和产业优势，因地制宜。鼓励根据本地资源条件、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的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坚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调整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增强创新发展动力，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把握好“腾笼换鸟”和“先立后破”的关系，确保新旧动能有序转换 “腾笼换鸟”和“先立后破”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两个重要的方法。前者是指按照统筹区域发展的要求，积极参与全国的区域合作和交流，为产业高级化腾出发展空间，并把“走出去”和“引进来”结合起来，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弥补产业链的短项，对接国际市场，培育和引进吃得少、产蛋多、飞得高的“俊鸟”。后者是强调立字当头，不立不破，有序推进。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必须统筹用好这两个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腾笼不是空笼，要先立后破，还要研究‘新鸟’进笼‘老鸟’去哪”。目前，我国经济仍处于转型升级阶段，进一步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需要克服诸多来自国际和国内的风险挑战。在这种背景下，新的增长力量还没有充分释放，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经历较长过程，一旦旧的破了，新的立得不够，经济就会面临前所未有的阵痛压力。先立后破就是先把总量稳住做大，同时做好结构调整；既要会立，又要善破，该立的应积极主动立起来，该破的要在立的基础上坚决破，稳扎稳打，尊重客观规律，实现新旧动能在时空上的有序转换，平稳过渡，保障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等各项工作顺利推进。对传统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农业的生命周期和历史贡献进行科学评估，在技术替代、结构升级和动能转换过程中，既要避免“喜新厌旧”搞“泛高级化”，又要防止东南沿海地区传统制造业过度向国外转移，有序推动传统制造业向中西部和边疆地区转移，避免陷入产业“空心化陷阱”。 解决作风问题的一个重要着眼点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重要论述 从“八项规定一子落地，作风建设满盘皆活”到“八项规定改变中国”，八项规定迅速地扩展着自己的影响半径，一幅“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壮丽画卷正在广袤的中国大地徐徐展开，并且更加深刻而又广泛地影响着世界。 八项规定改变了中国，但党的作风建设仍未有穷期。怎样把作风建设持续引向深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改正作风，不能简单就事论事，以为把眼前存在的作风问题从面上解决了就万事大吉了，而是要举一反三，透过作风看党性，在解决作风问题的基础上解决好党性问题。这是解决作风问题的一个重要着眼点。”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对于深入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我们要通过对“在解决作风问题的基础上解决好党性问题”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来加深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解决作风问题“重要着眼点”的理解。 作风问题反映出来的是党性修养的薄弱环节，要有针对性地解决作风问题，就必须破在根子上，持续不断地加强党性修养 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我们党长期执政，党员干部中容易出现承平日久、精神懈怠的心态。”并对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特别是“四风”问题作了深入剖析。指出，形式主义表现为用轰轰烈烈的形式代替扎扎实实的落实，用光鲜亮丽的外表掩盖矛盾和问题，究其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官僚主义表现为做官当老爷，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究其实质是封建残余思想作祟，根源是官本位思想严重；享乐主义表现为拈轻怕重、贪图安逸、追求感官享受，究其实质是革命意志衰退、奋斗精神消减，根源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正确；奢靡之风表现为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究其实质是剥削阶级思想和腐败生活方式的反映，根源是思想堕落、物欲膨胀。由此看来，“四风”的表现虽然各异，但根子只有一个，那就是党性不纯。而注重“在解决作风问题的基础上解决好党性问题”，就不仅能够增强“破”的针对性，而且能够起到鞭辟入里、举一反三的作用。 开展作风整治“很多还停留在治标的层面上”，要使党员干部不仅不敢沾染歪风邪气，而且不能、不想沾染歪风邪气，就必须立在根本处，持续不断地加强党性修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教育实践活动，‘四风’问题蔓延的态势得到遏制。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其中很多还停留在治标的层面上，病原体并没有根除；还有一些是因为不敢才有所遏制的，不能、不想的问题远远没有解决。”怎样解决这一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眼于强健体魄、增强抵抗力，加强党性教育，提高党员、干部坚持优良作风、抵制不良作风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这就告诉我们，只有“扶正”，才能“祛邪”；只有增强党性，党员、干部才能具备抵制不良作风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才是“增强抵抗力、治到了根本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决定一个人如何的是品格，决定一名党员如何的是党性。”党性决定党员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党员立身、立德、立言、立行的基石，是优良党风得以确立、弘扬的前提。“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立根固本，就是要坚定这份信仰，坚定这份信念，坚定这份忠诚。党员、干部只有加强了党性修养，在立根固本上下足了功夫，才会有强大的免疫力和抵抗力，让一切不正之风的东西近不了身，附不了体。 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等特点，要使作风建设行稳致远、取得长效，就必须持续不断地加强党性修养 具体可从作风建设的根本目标、最高原则、持久动力等维度来进一步认识这个问题。 解决好党性问题是推进作风建设实现根本目标的重要前提。作风建设的直接目标是实现为民务实清廉，根本目标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解决好党性问题正是实现这一根本目标的重要前提。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只有通过解决党性问题，使党员、干部始终保持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操、纯洁的思想作风，才能使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真正实现作风建设的根本目标。 解决好党性问题是推进作风建设始终遵循最高原则的题中之义。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从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制度和反腐败斗争等方面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并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这其中，确保党员、干部从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最为重要的政治要求，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最高原则，也是推进作风建设的最高原则。而这，又恰好是解决好党性问题的第一位要求。一个党员、干部，如果不能做到在党爱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就没有起码的党性可言，就不会有强烈的责任感、敬畏心，就容易在作风上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反之，只要在解决作风问题的基础上，解决好党性问题，就能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实的政治前提和扎实的组织保证，就能更进一步解决好作风问题。 解决好党性问题是推进作风建设保持持久动力的有力保障。作风建设是一项具有长期性、系统性特点的宏大工程，它需在关键节点安排集中整治，但又不能仅仅依靠集中整治，而需要建立长效机制，才能不断推向深入。搞好党性修养就是最为有效的长效机制。党性修养是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本身具有长期性；开展党性教育是各级党组织的基本职责，本身具有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只有通过不断加强党性教育，锤炼党性修养，才能使党员干部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坚定的理想信念和纯洁的思想作风，才能为作风建设提供坚实的思想保障和充沛的精神动力，确保作风建设不断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解决好党性问题同推进作风建设实现根本目标、遵循最高原则、保持持久动力的关系如此紧密，而党性修养本身又富含正能量，具有根本性、持久性等特点，正好有利于解决作风问题顽固性、反复性顽瘴痼疾，正好有利于解决有可能出现的“树倒根存”的问题。因此，“在解决作风问题的基础上解决好党性问题”，不仅十分重要，而且十分必要。 加强党性修养，既要“活到老、学到老、修养到老”，又要“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抓作风建设，就要返璞归真、固本培元，重点突出坚定理想信念、践行根本宗旨、加强道德修养”。当前，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正在全党扎实开展，要把学习教育持续推向深入，要从根本上解决好作风问题，从党员来说，就必须自觉地加强党性修养，“活到老、学到老、修养到老”；从党组织来说，就必须有效地开展党性教育，要“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 新思想指导新实践，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新时代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首要的一条是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做到深学笃信、精思细悟、知行合一，以科学理论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加强实践锻炼，“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要注重道德养成，自觉践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邪气；要认真学习党章党规，明确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从而将纪律的外在约束转化为内在的自我约束，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严守底线红线。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在加强党员党性修养的同时，党组织要用好党内政治生活平台，以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提高党员、干部的党性觉悟，规范党员、干部的言行，为党员的党性修养创造更好的条件。要认真贯彻《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落实“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谈心谈话、民主评议党员等党内组织生活制度，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要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加强党的纪律建设，通过常态化的廉政教育、警示教育，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要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发挥党内监督机制作用，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提醒、早纠正；要运用数字化手段，利用线上平台开展理论学习、征求意见、民主评议等工作，扩大党内政治生活的覆盖面和参与度，增强吸引力和时效性，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与此同时，还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不断调动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党在不断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中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远成为中国人民最为可靠的主心骨。 努力实现质与量相统一的平稳增长 尽全力保持经济回升向好的势头 2025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展现出回升向好势头。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表现良好，出口也较为出色。4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全面部署，涵盖投资、消费、出口等层面，政策部署“多管齐下”、“能用尽用”，体系均衡且全面。政策还特别强调宏观政策的民生导向（不仅是促消费，更是“投资于人”，体现投资消费统筹）。房地产市场政策力度继续加大，城市政府在收购主体价格和用途方面获得更大自主权。新型城镇化政策推进市民化，释放消费潜力。 对比近三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政策导向持续深化：在质与量的关系上，最新要求是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统一于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明确在追求质量的同时必须确保合理的经济增速；在需求侧管理上，已从疫情后初期优先恢复消费，发展为近两年强调“激发有潜能的消费”与“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并重，今年更是要求“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核心是消费与有效益的投资协同发力（“三驾马车能用尽用”），形成良性循环，所有政策最终都要服务于质量与增长并重的目标。 这种对经济增长目标的重视提升，从政府工作报告文本分析（如高频词从2019年的“高质量发展”等转变为2025年的“经济增长”与“高质量增长”并重）中也可得到印证。 尽管面临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但基于经济企稳回升的基础和中央全面、协调的政策组合拳，不断增强内生动力，持续推进改革和开放，我们有理由期待下半年能够延续趋稳向好态势，实现中期稳定增速的目标。 标志性改革措施要落地见效 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这要求国有经济做强主业，特别是对民营经济做不好或不愿做的领域进行补充，是履行战略使命的要求。 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企业破产机制。长期以来，我国改革重点在于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促进企业进入市场。然而，企业退出机制却相对不畅，存在“入口畅出口不畅”的缺陷，导致市场出现了不合理竞争现象和产能过剩问题。为了优化市场资源配置，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企业破产机制，探索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推进企业注销配套改革，完善企业退出制度。这一举措对于促进市场优胜劣汰、提高经济整体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继“2·27”民营企业座谈会显著改善民营经济长期预期和遗留问题解决基本面后，当前需着力解决其最关切的问题。对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公平竞争至关重要。自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公平准入、平等竞争、同等保护”的原则。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一些不公平现象，特别是国家投资重大项目对民营经济开放不足的问题较为突出。此外，民营企业还面临拖欠账款、不合理执法等问题。 当前，企业间“内卷式”竞争现象较为严重，主要表现为企业压低价格、在生存边缘相互竞争。这种恶性竞争导致产品价格下降，企业利润减少，投资意愿降低，市场信心不足。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速放缓，市场容量收缩，企业间的竞争愈发激烈；二是数字化时代技术迭代迅速，企业兴衰周期被压缩，生存压力剧增；三是市场机制不完善，“优胜劣不汰”——长期侧重鼓励进入而忽视退出机制建设，导致大量低效甚至亏损企业长期滞留市场。整治“内卷”需要多管齐下，需要解决市场机制不完善的问题。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当前我国所面临的国际竞争问题，本质上是基本面发生了变化。过去，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垂直分工模式，即他们专注于高端产业，而我们在中低端领域发力，双方产业互补性强，通过国际贸易实现了互利共赢。例如，我们在服装、鞋帽、玩具、箱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优势，而发达国家则在高端消费品和机器设备等领域占据领先地位，双方产业相互补充，并没有较多的竞争关系，消费者从国际贸易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然而，自2012年以来，中国的产业升级速度迅猛，与发达国家逐渐步入水平分工阶段，这意味着我们在越来越多的产业领域与发达国家展开直接竞争。以手机行业为例，华为与苹果在全球市场上短兵相接，双方在技术、市场份额等方面展开了激烈角逐。再如，我国在风力发电机叶片、盾构机等高端装备制造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 这些变化使得跨国公司面临新的挑战，其两面性特征日益凸显：一方面，他们渴望与中国庞大的市场、完善的产业链和优质的零部件供应保持紧密合作；另一方面，他们又对中国持续增长的竞争力感到担心，鼓动其政府对中国采取遏制的态度。 中美在经贸领域存在较大的谈判空间。双方的诉求存在一定的错位，这为谈判提供了可能性。美国希望解决贸易逆差问题，而我们则致力于推动技术与市场的开放合作。近年来，中国对美贸易占我国对外贸易的比重呈现下降趋势，我国贸易多元化战略取得了显著成效，与更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紧密的贸易联系。这表明，即使中美之间存在贸易摩擦，中国依然能够在全球贸易中保持稳定的发展态势。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虽然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波折，但从长远来看，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依然强劲。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占全球GDP的比重曾一度稳中有降，在疫情暴发的2020年和2021年这两年降至过去10多年的最低点。然而，自2022年起，全球贸易迎来了再一轮增长，其占全球GDP的比重达到了历史新高61.24%。 除全球贸易外，跨国公司全球分工指数以及跨国公司研发投入的海外比重等其他几个重要指标也在快速回升。这主要得益于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全球化注入了新的动力。数字技术数字产业是为全球化而生的技术和产业。以全球最大的100家数字跨国公司为例，它们在海外的投资、雇员和业务比重持续增加。我们的《黑神话：悟空》游戏和DeepSeek产品就是典型例证，它们在国际市场上的成功充分展示了数字化产品的全球化潜力。 跨国公司在华经营面临着合作与竞争的双重压力。部分跨国公司因无法与中国本土企业竞争而选择退出中国市场，这并非仅仅是因为投资环境问题，更是由于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不断提升。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投资环境仍需进一步完善，朝着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方向不断努力。 尽管国内国际环境有种种挑战，我们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充满信心。这种信心源于中国强大的创新能力、超大规模经济体的优势、丰富的人力资本以及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数字经济为我们提供了一次重要的发展机遇，其复制、复用、复刻的特性使得大规模市场优势尤为突出，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一优势，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 总体而言，当前经济工作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形势。在保持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实现中期平稳增长方面，我们有信心，也面临着诸多挑战。未来，我们需全力统筹各项支持政策，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与开放。同时，要注重市场与政府的同向发力。此外，保增长、强信心和稳预期三者必须相互加持，实现质与量相统一的高质量发展。 深刻把握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原创性贡献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开创性提出了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并对其内涵作出科学概括。2020年6月，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入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举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了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基本要求，为全党深化认识并贯彻落实好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指明了正确方向。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科学总结百年大党组织建设的基本经验，理性升华新时代我们党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成功实践，深刻回答了党的组织建设具有方向性、原则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构成内容完整、内涵丰富、结构清晰、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概念标识性概念，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的标志性成果，具有里程碑意义。 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史上，首次对党的组织路线的内涵作出科学界定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为指导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科学的理论指引，发挥着极端重要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中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宗旨、行动纲领、奋斗目标、策略原则等基本问题进行了科学阐释，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提供了一般原理和指导原则。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创立了列宁主义，形成了完整的建党学说。我们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次飞跃，都伴随着中国共产党人对无产阶级政党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都会有力推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组织起来，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项基本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斗争中，始终坚持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成为独立的政党作为革命的先决条件，并鲜明提出“在阶级对阶级的政治斗争中，组织是最重要的武器”“工人阶级的力量在于组织”等经典论断，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没有明确提出过组织路线这一概念，而是把进一步丰富和拓展这些理论的历史使命留给了后来者。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从建党之初就坚持把组织建设摆在突出位置，致力于建设一个组织严密的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同时，我们党是一个有着高度理论自觉、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的党，在接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余年历程中，努力用中国实践、中国理论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中国共产党人的贡献。早在1928年党的六大决议中，我们党就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史上首次明确提出了“组织路线”的概念，并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不断深化对组织建设规律的认识。但长期以来我们党都没有对组织路线的内涵作出理论概括，更多是从其重要性或与其他路线的关系的角度进行阐述，这也成为制约党的建设成效的一个突出问题和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长期未解的重大课题。明确提出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这一概念并对其内涵作出科学阐释，是我们党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全新高度。 首次明确组织建设的基本布局，实现了组织建设核心要素、主体内容的科学配置和有机集成 善于从战略和全局高度谋势、布局、落子，是习近平总书记一贯倡导的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出发，不断深化对“三大规律”的认识，先后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丰富发展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总体布局，确立了我们党在新时代治国理政、管党治党的总纲，使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关键环节、重点领域、主攻方向更加清晰，内在逻辑更加严密，收到了谋定落子、满盘皆活的效果。 一直以来，我们党都高度重视对党的建设布局进行科学谋划。党的建设的百余年历史，就是一部不断适应形势任务变化和实践发展要求，探索和完善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历史。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党对组织建设基本布局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在继承中发展的漫长过程。历史上，党的组织建设的主要内容和核心要素在党的工作全局以及组织路线中的摆布是不平衡的。由于干部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组织建设强调较多的是干部工作，甚至很大程度上是用干部路线来指代组织路线。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1957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又红又专”，“任人唯贤”“又红又专”分别成为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组织路线的代表性词汇。1994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强调要着重解决好党的组织建设，特别是要解决好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等3个方面问题。2002年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党管人才”，首次把人才工作纳入了组织工作的布局。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提出“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着力集聚爱国奉献的各方面优秀人才”，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从党的路线高度明确了组织建设的基本布局，丰富和拓展了党的组织路线的内涵，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组织建设的主体内容、核心要素、工作重点等重大原则问题，既具有全局战略高度，又突出了工作的重点和抓手。 在党的组织建设的基本布局中，“一个重点两个着力”这三方面内容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既各自独立、各担职能、自成系统，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支撑，构成内在统一、相互贯通的有机整体。组织体系是我们党实现全面领导和全部工作的物质基础，在组织建设基本布局中居于基础性地位、发挥支撑性作用，决定着我们党能否站得牢、走得稳。干部和人才是我们党应变局、育新机、开新局、谋复兴的决定因素和战略资源，二者构成了组织建设基本布局的两根支柱。其中，干部队伍建设关系我们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是确保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的决定性因素，决定着我们党能否实现长期稳定执政，决定着伟大事业能走多远；人才队伍建设体现我们党的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能力，为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凝聚强大合力、注入不竭动力，决定着伟大事业能登多高、走多好。实践中，必须统筹谋划、协同推进，靠严密组织体系选干部、聚人才，靠高素质干部和优秀人才强组织、干事业，推动三个核心要素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提高整体质量，发挥整体效能。 首次从党的路线高度对思想建党和组织建党有机结合作出部署，深刻揭示了我们党的组织伟力的思想根源在于科学理论指导和科学理论武装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组织是‘形’，思想是‘魂’。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既要‘造形’,更要‘铸魂’。”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成果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党员干部、为全党立心铸魂聚力，是我们党抓自身建设的优良传统、成功经验和独特优势，也是确保全党始终保持统一思想、坚定意志、协调行动和强大战斗力的根本保证。 我们党高度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从成立之初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全党、指导实践。1929年召开的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的根本原则。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思想建党的生动实践，通过整风，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普遍提高，实现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的空前统一，为夺取抗战胜利和民主革命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在我们党探索完善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进程中，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一直作为相对独立的两个核心要素并列存在，互为前提、互为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新性提出“坚持组织建党和思想建党有机结合”的崭新命题，并在新时代管党治党的实践中推进落实，取得明显成效。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开宗明义提出“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了组织建设的指导思想和首要任务，深刻揭示了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在党的路线层面的逻辑延伸。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新时代指引中国发展方向的精神旗帜、理论武器，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根本指针、行动指南。踏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我们必须坚持组织建党和思想建党有机结合，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统揽全局的总纲，坚持把党的科学理论指导贯穿党的组织建设的全过程各方面，确保组织工作始终保持正确政治方向；把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作为首要任务，用思想伟力激发组织伟力，通过组织伟力展示思想伟力，不断巩固好、发展好、发挥好党的组织优势，切实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推进伟大事业的实践力量。 突出强调组织建设的体系化要求，实现了由重视要素建设向更加重视系统建设、发挥系统功能的重大跃升 坚持系统观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内容，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具有基础性、标识性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运用系统观念去分析解决问题，并深刻指出“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也是相互作用的系统”。 我们党是以组织的形式存在和发展的，从建党之初就深刻认识到“党的力量来自组织”，从而高度重视从组织上去扩大和巩固党。但是在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党把组织建设的重心主要放在各领域基层组织建设上，很多时候甚至用“基层组织建设”来指代“组织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抓好党的组织体系建设”的崭新命题，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党的组织体系建设在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和党的事业全局中的基础性、关键性地位，深刻阐明了党的组织体系的架构功能和建设重点。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明确提出“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突出强调体系化建设的要求，是对党的历史上重视基层组织建设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党的组织路线层面的具体运用。 党的组织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党的组织体系既包括健全的组织架构、宏大的党员干部人才队伍，还包括完备的组织制度、严格的组织纪律，是一个要素完整、架构清晰、布局科学的有机体。组织体系的每一个要素在体系中都处于特定位置、具备特定功能、发挥特定作用，且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实践中，必须增强系统思维、全局观念，落实体系化建设要求，坚持增加数量、扩大规模与优化结构、提升功能、发挥作用有机统一，既高度重视组织体系社会覆盖的广泛性，也高度重视处理好组织体系内部的架构设置、职责定位、结构比例关系，进一步严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组织架构，推动组织要素有机融合、组织功能持续优化、组织效能整体发挥，确保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政治领导力和广泛社会号召力，更好推动党的组织体系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 突出强调选人用人的政治标准，体现了组织路线的价值引领和时代特征 治国之要，首在用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统治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执政党的选人用人导向，取决于执政党的性质宗旨，决定着一个政权的体制吸纳力、制度整合力和政策执行力，不仅是其党内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全社会具有价值引领作用，对社会文化产生决定性影响。 我们党从创立之初就高度重视队伍建设，坚持以严的标准发展党员，以正确导向选用干部。早在1938年，毛泽东同志就明确：“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党又提出了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方针，强调要“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三严三实”“四有”“四个铁一般”“五个过硬”等干部工作的标准要求，极大丰富了党的干部工作的内涵。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提出“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的选人用人方针，突出“贤”的主导作用、“德”的优先地位、“才”的不可或缺，标准更加具体、导向更加鲜明，回答了以什么样的标准选人、选什么样的人的原则性问题，立起了新时代的风向标。同时提出“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着力集聚爱国奉献的各方面优秀人才”，突出强调培养干部要坚持政治标准和实干导向、集聚人才要注重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高度凝练新时代新征程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对干部、人才提出的新标准新要求，是选人用人方针在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建设中的具体体现。 任人唯贤的用人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干部路线。由于“贤”这一概念的相对抽象性，对于其具体标准、要素条件因时不同、因事而异。随着我们党对自身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贤”逐渐被具体化为德和才两个大的方面。“任人唯贤”从原则层面规定了选人用人的方向；“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是“任人唯贤”的具体化，从操作层面明确了选人用人的要素条件。德与才是互相联系、不可偏废的完整统一体，突出强调以德为先，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领导干部的德之于个人、之于社会，都具有基础性、示范性意义，对于确保党和人民事业健康持续发展而言，是首要、先决性条件。选人用人突出政治标准，兼顾能力素质，体现了时代特征、实践要求，有利于激励广大干部人才政治品德过得硬、干事创业勇担当，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良好价值导向，最大限度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突出强调组织路线服务政治路线的根本目标和价值取向，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党的领导和伟大事业之间内在统一的独特政治优势 党的组织路线是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党的政治路线作为党在一定历史时期全部工作的总路线，是确立组织路线的前提；而组织路线并不只是消极地反映和适应政治路线的要求，正确的组织路线服务保证正确政治路线，同时对政治路线的制定和执行产生积极影响。 我们党在建党初期就充分认识到党的建设是为党的事业服务的，认识到党的领导是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并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形势任务发展变化和政治路线的需要，制定并坚持正确的组织路线，提出并完成组织工作的任务，保证了党的正确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等重大论断，从理论上阐明了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统一、不可分割是一种巨大、独特的政治优势。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提出“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强组织保证”，指明了党的组织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对新时代我们党以治党引领治国、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这一政治逻辑的高度凝练和时代表达。 面对“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相互影响的新的时代背景，我们党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成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坚强领导核心，就必须搞好自身建设，确保党始终具备领导伟大事业的能力，并切实担负起这项重大政治责任，真正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政党。党的领导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体现在坚持科学理论指导，坚持党管干部和党管人才原则、选好人用对人，确保党和国家的事业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上；体现在组织体系上下贯通、执行有力，党中央决策部署得到坚决贯彻执行，“两个维护”的要求落实到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干部的实际行动上。贯彻好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归根到底是为了把党建设好、建设强，确保党领导人民把国家治理好，最终价值都应该体现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上。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 文化领导权是党作为文化建设领导主体的刚性原则，决定着文化建设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坚持和巩固党的文化领导权不仅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命题之一，更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要事。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数字时代技术革命的重要代表，具有价值塑造、意识形态传播和文化形态重构等功能，进而推动文化传播格局重塑，因受多重因素影响，给党的文化领导权带来新的挑战。深刻认识和把握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机制建设，对于巩固主流意识形态阵地、推动文化自信自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文化价值传播，助力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引领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首要体现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生成式人工智能凭借其高效的内容生成与精准的信息推送能力，驱动文化价值传播，助力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引领。一是依托智能创作生成海量内容，拓宽主流价值传播渠道。快速生成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短视频脚本、宣传文案等，借助社交媒体平台等传播载体，有效扩大主流价值的覆盖面和影响力，让主流价值在更广泛的受众群体中生根发芽。二是依靠精准分析把握受众特征，实现主流价值的个性化推送。通过对用户浏览历史、搜索记录等数据的深入分析，了解受众在文化偏好上的差异，实现个性化精准推送，使主流价值内容的传播更具针对性，进而增强受众对主流价值的认同感。三是通过实时互动答疑解惑，增强主流价值的引导效果。尤其是其强大的智能聊天等互动功能，如同在线的文化导师，能及时解答受众在文化价值认知上的疑惑，阐述正确的文化价值内涵，强化主流价值的引领地位。 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拓展文化价值传播渠道的同时，也面临内容审核难度大、技术偏见、数据垄断、社会认知差异等问题和挑战。新征程上，要强化技术监管，构建多部门协同的监管体系，利用技术手段对生成内容进行实时监测和审核，确保文化价值传播的正确方向；优化算法设计，减少技术偏见，通过多样化的数据训练和公正的算法优化，提高生成内容的质量和客观性；加强公众教育，普及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知识，提升公众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辨别能力和理性认知。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文化内容创新，助力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是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核心目标之一。作为新兴技术，生成式人工智能凭借其在创作表达上的灵活性及对海量文化资源的高效整合能力，赋能文化内容创新，助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利用自然语言处理功能生成创意文案，为文化创作者提供灵感，有利于打破传统思维定式，催生新颖独特的文化作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样化的文化需求。另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借助图像生成与设计优化技术，促进文化元素的深度融合，尤其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面，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与现代技术有机结合，创造出富有时代特色的文化产品，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新光彩。 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推动文化繁荣发展，还存在内容深度不足、创作同质化等问题，面临版权归属模糊、国际竞争压力大等挑战。新征程上，要着力深化内容创作引导，建立专业审核与指导机制，确保生成内容兼具深度与独特性，真正契合文化建设内涵；进一步完善版权保护体系，利用区块链等技术明确版权归属，激励原创，保障文化产业健康发展；积极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参与全球文化市场竞争，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增强文化自信。 生成式人工智能支撑文化治理创新，助力提升文化发展的科学治理效能 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生成式人工智能凭借其数据洞察能力、智能分析技术和治理流程优化功能，支撑文化治理创新，助力提升文化发展的科学治理效能。一是通过建立文化数据平台，整合海量文化资源，对文化领域的各类信息进行系统分析。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快速汇总文化活动参与数据、文化产业产值数据、公众文化需求偏好等多维度信息，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确保文化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精准调配。二是发挥智能分析功能，实时监测文化领域的舆情动态。通过对社交媒体、新闻平台等多渠道信息的深度挖掘，及时发现潜在的文化风险，并为监管部门提供预警和决策支持，实现对文化环境的有效治理。三是促进文化服务流程的智能优化。利用自动化处理技术，简化行政审批流程、提升文化活动组织效率、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从而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促进文化治理创新的实践中仍存在技术应用适配性欠佳、治理效能评估体系不完善等问题，面临技术迭代迅速带来的持续适应挑战。新征程上，要大力强化技术与文化治理场景的深度融合，积极开发适配文化治理需求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专用平台，提升技术响应的精准度与及时性；构建多维度、动态化的治理效能评估指标体系，将文化资源优化配置率、公众满意度提升值、文化风险预警准确率等量化指标纳入其中，实现治理效果的精准度量；建立健全技术敏捷更新机制，组建跨领域专家团队实时追踪前沿技术，确保治理系统能够快速适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迭代升级，提升治理效能。 生成式人工智能重塑文化话语体系，助力扩大文化话语权的国际影响力 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生成式人工智能凭借其多语言内容生成、文化符号识别及全球传播等能力，重塑文化话语体系，助力扩大我国文化话语权的国际影响力。一是利用其卓越的多语言生成能力，创作出多种语言版本的文化内容，有效消除语言障碍，助力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提升国际影响力。二是根据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受众特点，对文化内容适应性进行细致地调整，增强中华文化的亲和力与感染力，促进国际社会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三是借助其强大的全球传播能力，积极参与国际文化对话与交流，在国际文化舞台上充分展现中国观点和中国智慧，助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风格和气派的文化话语体系。 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重塑文化话语体系过程中，还存在对文化内涵挖掘不够深入、国际传播策略不够精准等问题，同时面临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误读风险和国际舆论场的复杂竞争环境。新征程上，要着力深化文化内涵挖掘，充分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大数据分析功能，深入剖析中华文化的根源与精髓，创作更具文化深度的内容；精准制定传播策略，依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背景、受众心理，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个性化定制功能，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针对性与有效性；加强国际文化合作交流，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搭建多语言、多文化的传播互动平台，促进国际文化对话，增进相互理解与认同，维护国家文化形象，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以高质量警示教育推动作风建设取得新成效 开展警示教育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性工程。2025年4月2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认真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以作风建设新成效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2025年5月19日至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对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提出“确保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的目标要求。从严从实推进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要高质量开展警示教育，坚持以案说德、以案说纪、以案说法、以案说责，推动作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一、加强警示教育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一贯的政治自觉 警示教育是最好的清醒剂。新时代加强作风建设要发挥先进典型示范激励作用，也要发挥反面典型警示教育作用。加强警示教育，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文化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 治党要义：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人格力量的本质要求。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既要具备强大的真理力量，还要展现强大的人格力量。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品格和优良作风。毛泽东同志在处置黄克功案件时指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加强警示教育是勇于自我革命的重要体现，是我们党淬炼强大人格力量的重要举措，其目的就在于通过反面典型的警示震慑作用，引导党员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从而更好地守初心、担使命。 古镜今鉴：汲取中华文明廉政思想和智慧的文化自觉。警示教育是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华文明在五千年发展进程中，积淀了内涵丰富、精辟深邃的廉政思想，留下了古圣先贤、清官廉吏的嘉言懿行。西周时期，中国就有了德政主张，以周公为代表的周初思想家在追问殷亡周兴中提出了“敬德保民”思想。春秋战国时期，鲁国大夫臧文仲对“禹、汤罪己”“桀、纣罪人”进行比较，提出统治者应完善自身来解决“其兴也悖（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警示教育的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孔子主张“见不贤而内自省”强调反躬自省，孟子提出“死于安乐”警示懈怠之害，商鞅推行“刑用于将过”震慑犯罪，唐律践行“刑期无刑，辟以止辟”惩其未犯而防其未然······这些宝贵的廉政思想资源，为我们党运用历史智慧开展警示教育提供了文化滋养和历史镜鉴。 薪火相传：百年大党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宝贵经验。加强警示教育是党的优良传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通过组织会议、干部培训、公审大会等形式，以学习、检讨、批评与自我批评、揭批审判等方式进行警示教育，教育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保持清正廉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严厉惩治贪污腐败，果断处理刘青山、张子善贪腐案件，形成反腐倡廉的强大声势。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始终通过报纸专栏、纪实文学、专题纪录片等形式揭露腐败案例、开展警示教育，为反腐倡廉营造浓厚舆论氛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领导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建立健全警示教育制度，形成以上率下正风反腐的强大势能。惩戒于已然，防患于未然。历史表明，警示教育是百年大党始终焕发蓬勃生机的宝贵经验。 因时应势：推动作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的基础工程。行进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是我们这个大党必须解决的独有难题之一。具体而言，由风及腐、风腐交织是现阶段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着力解决的突出问题，必须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我们要以永远在路上的恒心韧劲抓好党的作风建设，深刻把握由风及腐的内在规律，善用风腐交织的反面案例开展警示教育，确保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以作风建设新成效为奋进中国式现代化保驾护航。 二、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警示教育的重要论述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思想是行动的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警示教育的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为什么加强警示教育”“警示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怎样加强警示教育”等命题，是新时代加强警示教育的根本遵循。 一是坚持为全面从严治党营造良好舆论氛围。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要加强舆论监督，通过对典型案例进行曝光剖析，发挥警示作用，为全面从严治党营造良好舆论氛围。”这一重要论述凸显了警示教育对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有利于让领导干部切身感受到党内决不容许有腐败分子的藏身之地，深刻阐明了警示教育的重大意义。 二是坚持相信群众、敞开大门。群众监督是最好的尺子。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指出：“我们加强舆论监督，注重对比宣传，既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又发挥反面典型警示震慑作用。实践证明，集中教育活动必须打开大门、依靠群众，让群众来监督和评判，才能做到不虚不空不偏。”这一重要论述彰显了让群众满意是我们党做好一切工作的价值取向和根本标准，深刻阐明了警示教育的价值取向。 三是坚持把警示教育融入党内教育。新时代开展的历次党内集中教育，都以思想教育打头，强调做好警示教育。比如，201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指出：“要重视典型宣传，既宣传正面典型、发挥示范作用，又注意剖析反面典型、开展警示教育。”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深刻剖析反面典型，以案例明法纪、促整改，有效发挥警示作用。”这些重要论述彰显了警示教育的地位作用。 四是坚持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讲规矩、守底线，首先要有敬畏心。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指出：“要加强警示教育，让广大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主动在思想上划出红线、在行为上明确界限，真正敬法畏纪、遵规守矩。”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指出：“干部一定要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敬畏党、敬畏人民、敬畏法纪。”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警示教育的重要目的。 五是坚持用身边人身边事开展警示教育。2018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要加强纪律教育，不搞不教而诛，用身边人身边事开展警示教育，用典型案例当头棒喝，使更多的干部红脸出汗、知错知止。”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指出：“要以身边的典型案例为镜鉴，深化警示教育，加强自我改造，始终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这些重要论述阐释了警示教育的重要内容。 六是坚持深入剖析违纪违法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具体要求是抓紧、抓实、抓细。201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加强警示教育，把一些反面典型跌入违纪违法泥坑的教训给大家说说透，让大家引为镜鉴、自觉自律。”202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90周年庆祝大会暨202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指出：“要加强警示教育，深入剖析违纪违法典型案例，引导学员举一反三、引以为戒。”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警示教育的实践要求。 七是坚持抓好以案促学、以案说纪。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深刻剖析反面典型，以案例明法纪、促整改，发挥警示作用。”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强调：“要加强警示教育，抓好以案促学、以案说纪，让心存敬畏、手握戒尺真正成为日常自觉。”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警示教育的有效路径。 八是坚持全面落实各级党组织的主体责任。正风反腐，人人有责，要当参与者，不当旁观者。2018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每名党员干部都应坚决抛弃‘看戏’心态，真正从别人身上汲取教训，把未病当作有病防，坚守底线、追求高标准，不断提高自身免疫力。”这一重要论述抓住了警示教育的责任主体和“关键少数”，深刻阐明警示教育的组织保障。 三、坚持“以案四说”提升警示教育高质量开展质效 典型案例是党内教育的生动教材。以案说德、以案说纪、以案说法、以案说责是警示教育的创新实践，其通过思想引导、党纪规范、法律约束、责任担当构建起逻辑严密、层层递进的党员干部行为规范与责任体系，为以高质量警示教育推动作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提供实践路径。 坚持以案说德，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筑牢拒腐防变的“防火墙”。道德是内心的“总开关”。坚持以案说德，就是通过案例揭示道德失范是违纪违法的起点，旨在引导党员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从思想根基和内在约束的层面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其目标在于预防，是防止腐败的第一道屏障。开展以案说德，要总结反面典型案例背后党员干部失德失格的深刻教训，说清楚共产党人拥有人格力量才能取信于民、干事创业，说清楚“德不配位，必有灾殃”，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进一步铸牢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强化宗旨意识，在崇德向善中坚定信仰信念、提高党性修养。 坚持以案说纪，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守好拒腐防变的“警戒线”。纪律是成文的道德。坚持以案说纪，就是通过案例警示违反党的各项纪律的严重后果，旨在引导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从行为规范和组织约束的层面守好拒腐防变的纪律底线。开展以案说纪，要着力聚焦整治违规吃喝问题、违规收送礼品礼金问题、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问题，通过案例向党员干部说清楚党的纪律规矩是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将道德内化于心后，外化于行，明确行为的边界和禁区，守好不可穿越的纪律“警戒线”。 坚持以案说法，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架起拒腐防变的“高压线”。法律是治国之重器。坚持以案说法，就是通过案例剖析触犯法律的惨痛教训，强调法律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旨在引导党员干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从外部强制和国家约束的层面架起拒腐防变的“高压线”。开展以案说法，要着力聚焦小节失守导致的由风及腐问题、“权力出轨”引发的风腐一体问题、不良文化风俗等腐败土壤问题，通过典型案例剖析违纪违法干部由破纪到破法的堕落轨迹，深刻阐明“违反国法必然违反党纪”的硬道理与“党纪严于国法”的刚性要求，警醒广大党员干部时刻敬畏党纪国法，持续提升法治素养，自觉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表率。 坚持以案说责，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奋战干事创业的“主战场”。担当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天性。坚持以案说责，就是通过案例强调党员干部不仅要廉洁自律，更要勇于担当、积极作为，旨在引导党员干部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从履职担当和行动落实的层面投身推动发展、服务群众的“主战场”“最前沿”“第一线”。开展以案说责，要着力聚焦解决不担当不作为问题、联系服务群众不用心不用情问题、为基层减负赋能不到位不落地问题，通过案例把“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的道理说清楚，激励引导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弘扬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更好地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这是高质量开展警示教育的最终落脚点和价值体现。 努力让人民住上更好的房子 住房问题既是民生问题也是发展问题，关系千家万户切身利益，关系人民安居乐业，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关系社会和谐稳定。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民群众住房问题，《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多篇著作都对此作出深刻论述。比如，《做好城市工作的基本思路》指出：“要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以市场为主满足城镇居民多层次住房需求，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要继续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实现公租房货币化，加快城镇棚户区和危房改造”；《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指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个定位，立足全局思维，加快进度，加大力度，体现政策深度”；《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指出：“对一些房地产企业的风险要格外重视。各地要切实担起责任、强化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保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等等。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我们推动住房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解决好14亿多人的住房问题是人类历史上未曾遇到过的世界级难题。我们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筑牢民生保障的根基，在努力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目标的同时，激活内需增长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 新时代的住房发展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住有所居，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中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在《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中指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这些重要论述表明，推动住房发展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让人民住上更好的房子。 从马克思主义视角看，住房是人的“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作为“生存资料”，住房为劳动者提供遮风避雨、恢复体力、延续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与食物、衣物等共同构成人类“第一需要”。同时，住房又是“发展资料”，其功能超越物理空间，延伸至对教育、医疗、社交、文化等发展条件的承载，关系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牢牢把握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和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让住房成为承载人民幸福的“港湾”。 回归住房居住本质。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人民群众对实现住有所居充满期待，我们必须下更大决心、花更大气力解决好住房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在十八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上强调“建立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要充分考虑到房地产市场特点，紧紧把握‘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深入研究短期和长期相结合的长效机制和基础性制度安排”。对此，我们应当深刻领会、精准把握。居住属性是住房最核心的属性，脱离居住属性的房价犹如空中楼阁。回归居住属性，并非对住房经济属性的否定。只有建立在居住属性基础上的住房出租、买卖等活动才能实现合理经济价值。回归居住属性也并非剥夺企业和居民投资住房的权利，而是要求完善差别化政策，支持住房合理消费，吸引更多耐心资本进入住房领域，坚决遏制利用住房谋取短期暴利、造成市场非理性波动的行为。回归居住属性、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居住需求始终是住房发展的主轴，应当长期坚持。 保障质量安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住房是群众安身立命之所，质量安全至关重要。”这一重要论述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民生福祉的深切关怀。我国住房发展从规模扩张向注重品质转变，既是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贯彻落实，也是对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主动适应。经过几十年大规模建设，我国居民住房基本需求已得到有效满足，居民更加关注地段配套、建筑设计、施工质量等。今天，住房品质直接关系家庭生活质量和财富保值。保障房屋质量安全，让每套住房的品质都能经得起时间检验，是对人民群众需求变化的适应、对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切实践行，也是房地产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优化宜居生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这一重要论述充分体现了对人民群众在城市发展中主体地位的尊重。研究表明，完善的学校、医院、商业、公园、交通等公共服务设施能显著提升居民生活满意度，也有助于住房资产保值。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民政部办公厅2022年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