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理论汇编（19篇）
（20250711-0721）
目录
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3
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和自我革新11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重大意义和实践要求17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好调解工作28
坚持长期主义是因应市场竞争的定海神针36
抗日战争胜利对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贡献43
科学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历史观和价值取向52
锲而不舍加强党的作风建设66
深刻理解把握原创性79
深刻理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价值意蕴85
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92
深刻认识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实践中的创新发展100
实现制度与科技“双轮驱动”111
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114
习近平总书记现代化人民城市理论原创性贡献123
以科技现代化赋能中国式现代化136
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文化强国建设146
增强思政引领力的方法路径150
抓住“关键少数”的理论意蕴157
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以下简称《文选》）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经济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意义。《文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为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提供了理论指南。
习近平经济思想回答了重大时代课题
进入21世纪的世界，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中国经济要实现怎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是必须回答的重大时代课题。面对这样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提出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重大命题，并作了纲领性的阐释，在其后的改革、建设中又进一步作出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科学回答，从而为中国经济发展指明了道路，为世界经济发展贡献了智慧，为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明确了方向，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和世界意义。
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然要求。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深入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现在，各种经济学理论五花八门，但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发展的开放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有生命力，就必须随着时代前进，不断创新发展。
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是总结我国实践经验，将其上升为系统理论学说的必然要求。实践是理论的源泉。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我国经济发展进程波澜壮阔、成就举世瞩目，蕴藏着理论创造的巨大动力、活力和潜力，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经验。总结这些实践经验，将其上升为系统的理论学说，这是时代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实践提出的庄严命题。
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取得新胜利的必然要求。当前，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都面临许多新的重大问题和挑战，在风云变幻的世界经济大潮中，能不能驾驭好我国这艘经济大船，是对我们的重大考验。在考验中继续前进，必须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只有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才可能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地回答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习近平经济思想作出了重大原创性贡献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根本指导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文选》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集成和凝结。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新时代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系统理论概括，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形成的宝贵思想结晶，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科学应对重大风险挑战、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锐利思想武器。习近平经济思想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重要原创性贡献，是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根本指导思想和灵魂。
从方法论上来说，坚持“两个结合”是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根本方法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要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地用来指导中国实践。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是要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
总之，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全面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立足中国实践，坚持问题导向，反映时代进步，努力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特殊运动规律和其中包含的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丰富内涵
《文选》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理论成果。例如，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的理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理论；我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的理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理论；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理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理论；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理论；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理论；统筹发展和安全理论等等。总结并在学理上深入阐释这些创新的理论，是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重要任务。
其次，《文选》蕴含实践观和问题导向，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密切关注实践的发展，把学问做在中国大地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我们要立足中国现实，植根中国大地，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同时也要学习借鉴国外经济学的一些理论观点、研究方法，但绝不可照抄照搬。
再次，《文选》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打下了基础。“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重要任务，本质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文选》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性概括，为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理论指导。
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
马克思讲过：“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目的在于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要不断学习、运用《文选》蕴含的习近平经济思想，深刻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以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导实践，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取得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的胜利。
第一，坚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第二，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
第三，坚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用新发展理念引领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断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
第四，全面深化改革，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第五，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同时，坚决维护我国发展利益，统筹发展与安全，积极防范各种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实践发展永无止境，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永无止境。让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认真学习和运用《文选》，全面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和自我革新
“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习近平总书记这一振聋发聩的判断和警示，从历史、时代和大局的高度，深刻阐明了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中国共产党100多年的作风建设，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就令我们欣慰，经验深化我们的思考。
思考之一：党的作风是党的性质和生命力的直接表现
党的作风，是党在思维和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行为取向和风格特点。就其内容而言，有学风、文风、会风、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等。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
党的形象，是党基于自身性质而实施的所有行为，通过向外部展示和传输某种信息，然后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关于党的面貌的认知结果和价值判断。党的形象的形成，取决于主体、客体和中介三个最主要的环节，根本上是由中国共产党这个主体自己形成和决定的。
党的作风，展示了党的可感可知的外部形象，但本质上，是党的性质、根本宗旨、价值取向、组织状况和全部行为的体现和反映。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先进性和生命力如何，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如何，都能从党的作风上表现出来。
正因为如此，作风成为党的性质和状态的晴雨表、温度计。党的作风不仅关系党的形象，而且关系党的生命。好的作风表明，党正处于充满活力、蓬勃向上的状态；坏的作风表明，党的肌体已经出现了某种病症和毒瘤，急需医治。
思考之二：始终从生死存亡的高度，认识和加强党的作风建设
中国共产党100多年的发展，始终与作风建设联系在一起。“生死存亡”四个字，时时警示我们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敦促我们坚定不移加强党的作风建设。
事实反复证明，党风建设是一种生死存亡的博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作风建设有一定的主题和特点，但每一时期的作风建设，都关系党的命运，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作风正，人民拥护；作风不正，人民不满。如果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党的执政基础就会垮塌。有效地解决作风问题，党就充满生机活力；反之，就很有可能遇到挫折，陷入危险的境地。
中国共产党在时时敲响的警钟声中，保持高度的警惕，始终不懈地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和自我革新，因而在一个个重要历史关头，增强了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掌握了发展前进的主动权，保证了党的初心和使命的逐步实现。
思考之三：党的作风建设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过程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万事万物都处在运动发展的无限过程之中。所以，无论党的事业，还是党的建设，都是一个渐次推进、不断深入的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形成优良作风不可能一劳永逸，克服不良作风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成绩，是在路上；不足，也是在路上。过去在路上，现在在路上，将来仍然在路上。
在路上，就要不断前进；在路上，就不能有任何喘口气、歇歇脚的念头。要有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要有善始善终、善作善成的韧劲。无论在路上的哪个节点，都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永葆党的生机和活力。
思考之四：以两个历史性答案回答历史性“天问”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道路上，提出了一系列“天问”般的问题。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就是最大的“天问”之一。
面对这个“天问”，毛泽东同志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民主新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经过百余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实践，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党的二十大要求，“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强调“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
日趋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注定了新的赶考之路充满风险和挑战。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依然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严峻考验。新时代新征程上的中国共产党，只有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驰而不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才能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思考之五：党既要高度“净化”，也要活力四射
社会的发展，既需要秩序、平衡，更需要动力、活力。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解决过去缺乏活力的问题，通过体制的调整和变革，激发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搞“活”了。
但“活”了后，也很容易出现一些乱象。党的作风上的很多问题，就是这种乱象的反映和表现。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经过不懈努力，党风、政风、民风和社会风气都得到了显著净化。
治病，不是为了把人治死，而是为了把人治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从严治党的目的不是要把人管死，让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搞成暮气沉沉、无所作为的一潭死水，而是要通过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营造积极健康、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和良好环境。”所以，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既要坚决净化党风，又要保证党是一个活力四射的党，从而激发社会活力，使中国社会不仅是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更是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
总之，中国共产党100多年的历史证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是一个不断实现自我净化、赢得历史主动的过程。这样的过程过去在进行、现在在进行、将来仍然要进行。党要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怪圈，就必须在长鸣的警钟声中保持历史的清醒，坚持不懈抓好党的作风建设，确保党在任何复杂条件下都能赢得主动、赢得未来。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重大意义和实践要求
文化是法治建设的重要支撑。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是我们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内在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把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作为关键着力点，围绕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强调“要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赋予了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更加丰富、更加深刻的时代内涵。
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标识性概念，科学指引我们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重点任务和关键环节，为加快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注入精神动力。党的二十大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都对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作出战略部署。我们要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上，从思想渊源、学理根基、现实基础、科学内涵等丰富角度，深刻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这一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标识性概念，做到知其义更明其理，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从而不断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引向深入，进一步增强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
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标识性概念
在人类法治文明史上，不同国家的人们曾用“法的精神”“法律精神”“法治精神”等概念和范畴，来凝练和表达特定民族、特定时代对于法治的本质、法治的价值等法治文化问题的探索和思考，铭刻人类法治文明发展的思想足迹。中国共产党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既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同时也以宽广的胸怀注重吸收借鉴人类法治文明一切有益成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从人类法治实践创造的全部文明成果中汲取智慧和养分，从制度与文化相互促进、有机统一的高度提出了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这一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阶段性新特征新要求的目标任务，为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精神文化空间。
从学理上看，法治精神是基于一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运用法哲学思维和科学方法，凝练法治的价值取向、观念意识、基本原则、精神追求等思想内涵的重要概念，也是民族精神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不断深化并取得新进展，我们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法治精神在依法治国中的重要作用。早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对法治精神就有着深刻的思考和认识，在《之江新语》中就强调“使法必行之法就是法治精神”“人们没有法治精神、社会没有法治风尚，法治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根之花、无源之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从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深入思考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强调“做到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就要信仰法治、坚守法治。‘法不阿贵，绳不挠曲。’这就是法治精神的真谛”。换言之，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就是法治精神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把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摆在全面依法治国的突出位置，就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以一系列新举措推动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深入人心。2012年12月，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提高全体人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宪法意识和法制观念，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努力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明确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要抓住“关键少数”。2014年1月，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引导群众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逐步改变社会上那种遇事不是找法而是找人的现象”，明确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要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把“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作为“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提出“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2021年10月，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把法治精神与法治道路、法治体系、法治国家并列强调，表明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在全面依法治国中地位更加重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就将“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写在第九部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总体要求中，赋予其更高的指导性、全局性地位。
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科学理论体系中，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基础性、统领性的重要标识性概念。这一重要标识性概念具有以下鲜明特征。在理论特征上，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为基础，以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为滋养，以人类法治文明为镜鉴，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相贯通。在实践特征上，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既要抓住重点群体，比如公职人员特别是从事立法工作的人员、从事执法工作的人员、从事司法工作的人员等法治专门队伍，以及律师、公证员、仲裁员等法律服务队伍；也要全面推进全民守法、建设法治社会，采取丰富多样、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努力把法治精神、法治意识、法治观念铭刻在全体公民的心灵深处、熔铸到头脑之中，并体现到人们的日常行为上，助力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深刻认识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重大意义
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推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法治篇”和“文化篇”，为建设法治中国和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法治精神作为法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的双重属性，是制度和文化的结合、法治和精神的统一。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既深刻反映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精神实质和核心要义，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法治领域的重要体现与生动诠释。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有利于协同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系化研究、学理化阐释、大众化传播，推动全党全社会一体学思践悟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
更好以法治保障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这一重大论断。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能够更好发挥法治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这是因为，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法治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能够夯实法治的社会根基、增强法治的精神力量，使法治更加有效地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法治精神是法治文明在精神文化领域的重要体现。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有利于营造全社会都讲法治、守法治的文化环境，对于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全体人民信仰法治、厉行法治，国家和社会生活才能真正实现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还有利于推动全体人民信仰法治、厉行法治，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
建设更高水平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擘画了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的宏伟蓝图，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达到更高水平”的战略目标。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达到更高水平，不仅要求法律制度、技术支撑、设施保障等“法治硬件”建设达到更高水平，而且要求法治素养、法学教育、法学研究等“法治软件”建设也达到更高水平。这两方面建设同等重要，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法治素养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涉及法治精神、法治意识、法治观念、法治心理、法治认知、法治思维、法治能力等多方面，而法治精神在其中具有根本性、统领性地位，标识着、决定着公民法治素养的水平。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有利于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提升全民法治素养，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促进全社会共同参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不仅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达到更高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重点任务。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全人类共同价值。价值观是法治精神的文化内核。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契合并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有利于推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融入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切实增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治保障。此外，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体现人类法治文明的共同特征，与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在价值原则、价值内涵、价值追求等方面是一致的。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有利于把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到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使全人类共同价值通过法治实践得到更好彰显。
准确把握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实践要求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目的在于引领、指导和推动全面依法治国实践。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在全面依法治国实践中充分彰显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在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中持续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实践，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和全面依法治国实践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有机统一，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个显著特征。新时代新征程，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达到更高水平，必须在更高水平上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始终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确保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始终体现正确价值导向。在国家、社会、公民不同层面，有针对性地提炼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内涵。在国家层面，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目标阐释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在社会层面，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目标概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在公民层面，以信仰和恪守法治为目标凝练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使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生动体现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走深走实、入脑入心。
形成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大众化表达。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是一个具有实践性的概念，需要全体人民刻印在心、践履于行。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能够更好凝聚法治共识、引领法治发展、推动法治进程、增强法治动力。从增强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实践性和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实效性这一现实需要出发，要用言简意赅、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大众化方式充分表达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丰富内涵，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集中体现党领导人民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目标方向和价值追求，集中体现法治的精髓和要旨，为建设更高水平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汇聚强大精神力量、提供有效价值引领。
把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融入全面依法治国全过程各方面。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不仅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性，而且具有突出的行为规范性，不仅能内化于心，也会外化于行，产生强大的物质力量。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体现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精髓要义，彰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价值追求，反映了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要从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全局出发，加强顶层设计、作好统筹谋划，把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融入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等各环节，嵌入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全过程，覆盖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等各领域，体现到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以促进国际法治进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崭新实践中，更好以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引导和推动法治中国建设。
加强全社会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宣传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是人民”。法治的根基在于人民内心的拥护，法治的伟力在于人民真诚的信仰。在全社会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宣传教育，是深化法治宣传教育的题中之义，也是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重要前提。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抓住法治专门队伍等重点群体，通过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宣传教育，传承弘扬奉公守法、重诺守信等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不断筑牢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树立法治信仰、形成法治风尚的精神文化基础。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好调解工作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就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出“六个坚持”重大原则，其中之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做到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贯穿于法治社会建设全过程，构成了我国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的基本立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调解工作，围绕化解矛盾纠纷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我国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成为‘诉讼大国’”“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提出“发挥人民调解、商事仲裁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为做好新时代调解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群众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规范起来，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解决矛盾纠纷，要回答的根本性问题是：纠纷解决制度“为了谁、依靠谁”。在法律话语层面，人民构成了法律关系主体和纠纷解决的主体，他们有各种具体的法律权利和多元的利益需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好调解工作，就是要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利益得到有效维护。调解、仲裁、诉讼是现代社会纠纷解决的“三驾马车”，调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矛盾纠纷化解方式。人民调解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首先，从纠纷解决理念而言，人民的诉求在调解程序中得到充分体现。马克思认为，人的发展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不能以自己的个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人之立体形象在调解过程中得以呈现，无论是传统的促进式调解抑或评估式调解，还是新兴的叙事调解，都十分关注人际沟通的心理维度，重视对情感表达和深层利益需求的倾听，接纳各种情绪。现代诉讼程序具有定型化和格式化的特征，诉讼程序的开启、进行与结束都具有严格的程序限制，在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的驱动下，利益诉求被转化为法律上的实体请求权。人在调解程序中成为“多维度的人”，他们既相互协作、相互包容，也相互对抗、相互竞争；他们既关心物质利益，也关心精神利益；既关心诉争内利益，也关心诉争外利益；既重视眼前利益，也重视未来利益……从而最大限度满足当事人的多元利益诉求。因此，调解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导向的纠纷解决方式。
其次，从纠纷解决过程而言，人民的尊严在调解程序中获得有力保障。调解是基于合意的纠纷解决方式。调解的核心理念是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自治意味着当事人在调解程序中居于程序主体性地位，当事人对调解如何展开、纠纷如何解决具有最终话语权，调解员的作用是帮助双方在各自既定目标之上寻求共识，重建人际关系。调解过程中，“人的尊严得到尊重和重视。他的身体、灵魂和精神所构成的整体都得到认真对待……调解就是一种恰当地对待人之整体的纠纷解决办法”。调解是一种为当事人赋权的工具，它鼓励当事人自己解决问题，对结果负责，从而能够更好地培养人民的主体意识。
最后，从纠纷解决结果而言，人民的满意度在调解程序中得到极大提升。所有纠纷解决制度都以让人民群众在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为目标，但是，公平正义是人民在追求利益平衡时的一种价值判断，具有较强的主观性特征，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同一行为会作出不同的评价，有着不同感受。“法律不应该是冷冰冰的，司法工作也是做群众工作。一纸判决，或许能够给当事人正义，却不一定能解开当事人的‘心结’。‘心结’没有解开，案件也就没有真正了结。”调解秉持一种向前看的综合性、系统性思维，它不止步于眼前纠纷的化解和当前利益的争取，不是胜败之争，而是着眼于未来，采取“做大蛋糕”而非“切分蛋糕”的方式寻找纠纷双方新的利益增长点，促成新的合作方案，使纠纷消弭于互利共赢的长期合作之中。因此，调解能够实现当事人双方利益最大化，能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实现案结事了人和，更好为群众解忧、为和谐护航。
二
当然，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纠纷解决方式，任何一种纠纷解决方式都具有局限性，调解也不例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好调解工作，要体现在对纠纷解决的理性认识和实践行动中。只有从理论上深刻认识“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才能让调解成为值得人民信赖的基础性纠纷解决方式。
第一，调解的根本立场是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根本目的是依法保障人民权益。”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要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完善对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使群众由衷感到权益受到了公平对待、利益得到了有效维护”。2024年11月，中央政法委联合11部门印发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的意见，其根本目的就是要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努力实现人民群众化解矛盾纠纷“最多跑一地”，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必须旗帜鲜明地指出，在基层调解实践中，要杜绝“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等错误的调解理念，既不能强迫权利人让渡权利，也不能让当事人谋取超越法律的利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调解应当尊重当事人在调解程序中的主体性地位，遵循矛盾纠纷预防化解的客观规律，充分倾听当事人的利益诉求，在合法合理的框架内实现利益协调，从根本上实现长远的社会和谐稳定。
第二，调解的价值准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调解文化植根于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当代调解制度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安徽省桐城市深入挖掘六尺巷典故蕴含的文化内涵，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创新提炼“新时代六尺巷工作法”，走出一条源头治理、多元共治、和谐共享的基层治理之路。2024年10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桐城市六尺巷考察时强调，“人民内部矛盾要用调解的办法解决。六尺巷体现了先人化解矛盾的历史智慧，要作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场所，发挥好中华民族讲求礼让、以和为贵传统美德的作用，营造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环境”。倡导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营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在价值观念上的最大公约数，调解只有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真正获得人民的情感认同。调解过程的纠纷解决方法是当事人与调解人协力探寻的方法，是双方当事人平衡程序利益与实体利益的方法。在调解过程中，调解员必须将情、理、法相结合，确保调解结果符合人民群众判断是非曲直、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出，“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要善于把握引导社会心态和群众情绪，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调解、疏导等办法，融法、理、情于一体，引导和支持人们合理合法表达利益诉求，妥善化解各类社会矛盾”。因此，调解要以“法安天下，德润人心”为目标，旗帜鲜明地树立弘扬真善美、针砭假恶丑的价值导向，遵循自愿合法原则，通过释法明理引导双方当事人正确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圆满化解纠纷。
第三，调解的力量源泉来自人民群众的群策群力。调解工作者要密切联系群众，深入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意见，如果不懂群众语言、不了解群众疾苦、不熟知群众诉求，就无法掌握正确的工作方法，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作为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典型样本，“枫桥经验”的核心要义就是依靠和发动群众，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调解制度是群众路线和社会自治的天然载体。调解员源自人民群众，具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各行各业代表都能作为调解员参与调解。近年来，我国的人民调解员队伍不断壮大，素质不断提升。截至2023年10月，全国有人民调解委员会69.3万个，人民调解员317.6万人，其中专职人民调解员41.2万人。他们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所长，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实践证明，群众工作基础越扎实的地方，人民调解实效往往就越突出。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我国许多地方的社区、小区，建设“民情角”“睦邻调解室”“群英断是非”等协商平台和调解组织，努力做到“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矛盾不上交”，推动源头预防、就地实质化解纠纷。例如，湖南岳阳的“群英断是非”工作法，针对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难以调解的矛盾纠纷，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找准当事人信任的“群英”，在当事人认可的时间、地点，根据实际需要组织召开“群英”协商会或评判会，倾听双方分歧，摆事实、讲道理、明政策，既明辨是非对错又不拘于是非对错，推动讲理解、讲感情、讲包容、讲风格、讲来日，彻底化解矛盾、达成共识，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生动体现。无论是调解过程还是调解结果，都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
调解是做人心的工作，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群众满意是我们党做好一切工作的价值取向和根本标准，群众意见是一把最好的尺子。”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做好调解工作，真正运用人民的力量、人民的视角、人民的办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纠纷，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现实体现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才能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坚持长期主义是因应市场竞争的定海神针
坚定不移把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加快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步伐，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山西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等情况。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阳阀作为中国制造业特别是“专精特新”企业的行业翘楚，其百年发展历程可谓坚持长期主义的生动缩影，彰显出百年老店在技术迭代、市场变动与转型升级中的韧性力量。这种蕴含以创新技术为引领、市场需要为导向以及科学管理为保证的长期主义，最终随着时间的沉淀转化为企业转型升级的精神特质。
真正的长期主义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长期主义作为经济学概念而盛行于世，本意是强调投资要着眼于长期利益而非短期回报。真正的长期主义，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有明确的长远目标，二是坚定不移地推进这一目标。
从1924年名不见经传的“永巨”小作坊起步，到1955年“永巨”与另外两家企业合并为公私合营企业；从1994年改制为国有控股股份公司，到新时代踔厉奋发，出口额占全年产值1/3……百年来，阳阀始终专注于阀门这一主业，一直坚持做好阀门这一拳头产品，书写了中国传统制造业“强起来”的壮美篇章。
跨越百年时空的阳阀历久弥新，无论在风雨如晦的旧中国，还是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无论是激情燃烧的革命岁月，还是创新迸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一代又一代的阳阀人始终坚持长期主义，始终奉行质量为上、客户为本，走出了一条不断创新、追求卓越的企业发展之路，将一个小作坊发展为今天的行业领军企业。纵观阳阀的百年发展史，既有初创时期矢志工业报国的一片初心，也有和平年代“护航大国重器运转”的历史荣光；既有应对产业迭代浪潮中的技术革新阵痛，也有奋进新时代加快推动产业调整、“退城入园”的浴火重生，充分体现出其“自强自信、改革创新、做大做强、与时俱进”的企业精神，生动诠释了中国制造业逆风前行、披荆斩棘、敢于胜利的强大韧性。
坚持长期主义并非一成不变、按部就班
长期主义是一场接力跑。坚持长期主义，不是一成不变、按部就班，而是在坚持长远目标不变的情况下，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创新求变、创新求进。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近代中国工业发展史、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业发展史，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中国制造业发展史，深刻说明了发展实体经济至关重要，深刻说明了企业自主创新至关重要，深刻说明了企业文化建设至关重要。从阳阀到洛轴，从华为到宇树科技，中国制造无论是百年老店加快转型升级重塑辉煌，还是新兴科技异军突起火爆出圈，无论是拥有全球最完备产业链，还是中国制造总体规模连续数年居世界前列的骄人业绩，都离不开中国制造战略规划的擘画牵引，离不开中国制造企业自主创新的澎湃活力。
坚持以自主创新为先导，厚植企业发展新动能。科技创新是产业发展的源动力，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制造业从“造不了”到“造得出”再到“造得好”的背后，离不开企业的自主创新。有的作为全球民用无人机领域的巨擘，在研发投入方面不惜重金，拥有多项核心技术，领先国内外同行。有的无惧西方技术打压，以“干就完了”的巨大魄力推动自主创新，硬是杀出一条血路，以铁的事实说明了西方世界“小院高墙”根本挡不住中国科技企业创新发展的强劲步伐。这种注重自主创新的长期主义，既避免了技术断代风险，也为技术创新与市场拓展的同频共振提供了必要前提。
坚持以品牌塑造为关键，支撑企业拓展新市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品牌建设，强调“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品牌是企业的灵魂，是企业的无形资产。科技自立自强促进品牌打造，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中，自主品牌比重达32.4%，较去年同期提升了1.2个百分点。质量过硬、智能绿色的中国家电继续畅销海外市场，一批新能源汽车品牌加速出海，在许多国家“圈粉”无数。越来越多的企业紧跟国际市场需求变化，加大产业链条建设，针对不同国家提供差异化、定制化产品。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在国际市场的风浪中经受洗礼、成长壮大，成为担纲我国出口增长的主力军。
坚持以科学管理为抓手，提升企业文化软实力。新时代以来中国制造业自强不息、勇攀高峰的发展历程，就是中国企业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方向，不断完善企业治理、弘扬企业家精神、注重改革创新的过程。那些名企的成功既有强化战略管理，将企业发展与要素有机整合，防止盲目多元化扩张的先见，又有注重内部管理、减少管理层级、提升管理效率的硬招，既有注重防范、化解风险的内嵌机制，又有注重人文关怀、强化精神激励的企业温度。可以说，中国制造之所以能创新驱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矢志攻坚造就大国重器，自立自强攻克关键技术，锐意转型发展新兴产业，关键是充分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激发了企业的内生动力，充分展示了企业的文化软实力。从个别企业涅槃腾飞到中国制造整体发力，从建设制造大国迈向建设制造强国，这是中国经济坚持高质量发展的结果，是中国制造积极推动增量式变革、坚持长期主义的结果。
坚持长期主义要审度时宜、虑定而动
坚持长期主义是企业因应市场竞争的定海神针，也是企业“不畏浮云遮望眼”，确立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路径的最大底气。
保持战略定力，锚定企业持久发展的总体目标。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决不能“喜新厌旧”，决不能“脱实向虚”。政府要有战略定力，坚决支持企业转型发展，营造企业发展良好氛围；企业要有坚强底气，坚决落实国家战略，筑牢实体经济发展根基。建设制造强国，要求企业朝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转型，这不是权宜之计，必须不折不扣地落实。建设制造强国，既要有十年磨一剑的定力专注研发，持续开发具有国际领先的卓越产品，又要有建设制造强国的雄心矢志创新，不断提升中国制造业的整体水平。这种长期主义发展模式，审度时宜，虑定而动，既有宏观战略层面的擘画，又有实践探索层面的托举，既注重顶层设计的前瞻性，又确保具体举措接得住，从而做到以企业自身的确定性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
加大自主创新，聚力企业转型升级的硬核力量。办好企业必须要有拳头产品，这是企业安身立命的根本。要把企业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要让优秀产品占领市场，必须坚持既不能丢掉企业的看家本领，又要瞄准市场做科研，不断提升产品科技含量，持续优化产品结构，推动中国制造向新向智发展。只有坚持不断创新，不断满足市场需要，方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掌握主动、抢占先机。建设制造强国，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在自主创新中壮大中国制造的筋骨，在传承发展中赓续中国制造的荣光，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加高端产品供给，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分级打造中国制造名品方阵，推动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为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作出应有的贡献。
注重精神传承，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强力担当。坚持长期主义，不是简单地“坚持”，而是遵循企业发展规律、顺应市场变化规律的创新应变，是企业主体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履行社会责任的战略擘画。一个不注重科技创新的企业做不大，一个不注重品牌提升的企业做不久，一个不注重文化传承的企业做不强，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厚实企业文化底蕴至关重要。既要保证企业有合理的利润空间，又要保障员工收入稳定增长，难不难？既要支撑产业转型升级，又要培育新质生产力，难不难？既要满足国内市场需要，又要应对国际市场竞争，难不难？很显然，都不容易，但又必须要做。以长期主义做这些难而正确的事，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激发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用先进标准体系倒逼质量提升、产品升级、品牌打造，统筹好改革牵引、自主创新和人才延揽的叠加效应，培育更富活力、更具韧性、更有竞争力的现代企业，真正把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抗日战争胜利对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贡献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经历抗日战争，我们深刻认识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重要性，民族凝聚力得到增强，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中国国际声望和国际地位得到提升，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奠定了重要基础。
民族强盛归根结蒂要发展生产力
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之所以敢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和水平远超同期的中国。经历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发展生产力对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重要性，倡导通过国家工业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发挥知识分子作用促进生产力发展。
近代以来，中国的落后主要表现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落后。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首要条件是发展生产力。1943年7月，《解放日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发表社论《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指出“要使民族强盛繁荣起来，归根结蒂还是要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要求，是一切社会进化的动力”。通过发展生产力来实现国家的强大，是对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规律的认识，指明了推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重要方向。
从世界发展历史进程来看，工业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关键路径，能更好带动生产力的发展。在毛泽东同志看来，“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落后”。这里从工业化的维度揭示了日本敢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原因，诠释了工业化的价值和意义。日本明治维新后走上工业化道路，并迅速取得成功，为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提供了经济基础和武器装备。毛泽东同志强调：“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需要工业。要使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需要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工业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基础，我国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既是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需要，也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需要。
生产力发展、国家工业化需要科学技术支撑，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动力。1939年2月，延安召开第一次技术人员晚会，毛泽东同志出席并讲话，强调“没有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作，就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也不能建设新中国”。这里阐明了技术发展对抗战胜利、国家建设的作用。1941年8月，朱德同志在《把科学与抗战结合起来》一文中指出，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的抗战建国过程中，“不论是要取得抗战胜利，或者建国的成功，都有赖于科学，有赖于社会科学，也有赖于自然科学”。这里诠释了科学对抗战胜利、强国建设的支撑作用。
知识分子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工业化、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知识分子。1937年3月，毛泽东同志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谈话时指出要对知识分子采取保护政策，“优待技术人员、文化人员与艺术家，对他们都采取尊重的态度”。1939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中，针对当时党内和军内存在的不重视知识分子、不愿意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思想，强调“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经过教育和战争磨练，使他们为军队、政府、群众服务。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吸收和培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准备了重要力量。
凝聚力量夯实胜利和强国根基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遭遇空前的危机。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全国各民族、各党派、各阶级团结起来，形成抗日的强大合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夯实力量基础。
各党派力量的凝聚。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翌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此后一段时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与国民党军队共同进行抗日战争。尽管第二次国共合作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曲折，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国共两党关系没有破裂，统一战线得以维持。同时，中国共产党积极动员各民主党派投身抗战，各民主党派广泛开展抗日民主运动，同中国共产党一道，共同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而努力，共同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和倒退，为抗战胜利作出重要贡献。各党派力量的凝聚，既为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力量基础，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夯实了力量基础。
全民族力量的凝聚。毛泽东同志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呼吁“团结中华各族，一致对日”，强调少数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下有管理自己事务之权，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国家，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中国共产党提出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联合少数民族共同抗日。1940年4月，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拟定《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提出解决回日矛盾、回汉间民族矛盾、回族内部民主力量与封建残余势力阶级矛盾的纲领和政策；7月，又拟定《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提出团结蒙古民族共同抗日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制定及其实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民族问题，促进了民族团结，凝聚了全民族抗日的力量，在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同时，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奠定民族团结的基础。
全国人民力量的凝聚。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力量的凝聚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用爱国主义动员组织人民参加抗战。为满足人民的政治诉求，强调发展民主政治，给人民各项民主权利和自由；为满足人民的物质需求，强调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物质生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强调发展适应人民需要的大众文化。1944年1月，《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群众需要精神粮食》指出，“丰衣足食的条件提高了老百姓的文化要求，他们有了丰裕的物质食粮，现在就进一步要求丰裕的精神食粮”，倡导文化工作者真正眼睛向下，向群众学习，考察群众的需要，以群众斗争中的生动活泼的材料为内容，为群众有系统地编写他们所需要的作品和读物。如此，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人民成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主体力量。
党的正确领导发挥中流砥柱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中国共产党面临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抗日战争的胜利，促使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造就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领导力量和领导核心。
一是领导地位的彰显。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指引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是夺取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领导抗日战争的实践，既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也强化了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意识。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领导作用的体现，表明中国共产党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担当。
二是领导能力的提升。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谋划新中国的建设。1938年7月，毛泽东同志同世界学联代表团谈话时指出，抗战胜利后，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并对这个国家的特点进行了勾勒，强调它是“中国的现代国家”，表达了对现代国家的追求。经历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能力得到提升，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服务群众的能力得到提升。特别是经历抗日战争，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造就了坚强领导力量。
三是领导干部的成长。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领导干部的理论学习，通过学习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毛泽东同志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全党学习理论的任务提上实践议程。经过学习，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得到显著提升。抗日战争时期，明确了挑选干部的标准，即忠实于无产阶级事业、忠实于党，与群众有密切联系，能独立决定工作方向并负起责任，守纪律，并明确了提拔干部的原则，即德才并重、以德为主，人事两宜、用人得当、适得其所，能上能下。这些规定，促进了干部队伍的培养。领导干部的成长，既为赢得抗日战争胜利准备了干部条件，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准备了骨干力量。
维护世界和平赢得国际社会认可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在一定国际背景下展开的，国际关系的协调、国际地位的提升，对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影响深远。抗日战争胜利，创造了有利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国际条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战场开辟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既是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主战场，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英勇抗战，大量消耗和削弱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实力，牵制和抗击了日本绝大部分陆军兵力和部分海空军事力量，遏制其“北进”计划、牵制和推迟了其“南进”步伐，减轻了苏联和美、英等国的压力，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和援助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展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在战略上策应和支持了盟国作战，“从一开始就具有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意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巨大贡献，赢得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可和支持。
1945年4月，联合国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包括中国解放区代表董必武在内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中国以大国身份参与联合国的创设，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这是国家地位的象征，也是中国走向国际社会新的起点。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基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创造了必要条件。
抗日战争胜利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明确指出，“我们的抗日战争包含着为争取永久和平而战的性质”。抗日战争胜利加快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新中国的成立，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我们获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摆脱了西方列强的控制，既为战后世界和平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赢得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有利的国际环境。
总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对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产生了深远影响。以大历史观来审视这个伟大胜利，将其置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长河中来把握，才能充分认识其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
科学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历史观和价值取向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2023年7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新质生产力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的多篇文章对此作出深刻阐释。比如，《确保我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指出：“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几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指出：“坚决破除影响和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完善与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等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要科学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历史观和价值取向，更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快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体现，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原理的丰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中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中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些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体现。
新质生产力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根本动力，发展生产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般规律，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水平是判断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根本标准。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
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武装全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推动我国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贯彻新发展理念，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引领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新质生产力的提出，适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趋势，适应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目标要求。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
具体来看，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强调科技进步的作用，指出科技促进了自然力的应用，逐渐成为生产中独立的、具有重要普遍意义的生产财富的手段，科学技术本身在文明发展过程中越来越成为内在的、作用不断强化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显著特征，把科技创新作为核心要素，在逻辑上必然突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认为，生产力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要素集成组合的系统，是量和质的统一。其中，量的方面是指在一定条件下能够投入生产的各种要素的数量和规模，质的方面是指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包括要素本身效率的提升和要素组合形成的结构效率增进。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强调创新起主导作用、关键在质优。新质生产力的“质”主要取决于科技创新能力。科技作为生产力内在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并不是指在生产力的各要素构成上，把科技作为一种独立的，并与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要素并列的新的要素，而是指科技在生产力各要素的质的规定性上具有决定性作用，能够在全面深刻影响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质的基础上改变要素组合方式、影响生产函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的生产力质态，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要继承和发展。
新质生产力深化了对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19世纪40年代之后的一系列著作中，提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一系列范畴和思想。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科学概括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阐明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辩证关系，为认识和分析社会发展历史规律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进一步深入回答了为什么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怎样对经济基础发挥反作用，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形成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演进。或者是生产力的变革和发展，推动生产关系变化；或者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冲破对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束缚，进而解放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是在历史过程中动态实现的，这就形成了社会生产方式演变的客观规律性和具体路径形态的多样性及复杂性。新质生产力坚持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基本原理，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所要求的创新，既包括技术和业态模式层面的创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核心就是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发展新质生产力，根据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时代特征，呼唤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时代要求，开创生产力发展的物质文明和相应制度文明的新形态。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阐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的同时，提炼出“经济基础”范畴，并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范畴，科学阐释了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将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形成的社会联系（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基本内涵，把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思想、国家政治制度等概括为上层建筑，并将上层建筑区分为政治的上层建筑和观念的上层建筑两大类。在此基础上，阐明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作出了系统深刻说明。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生产关系才可能真正适应生产力发展。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改革和完善生产关系，客观上需要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度创新上，突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同时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在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同时，推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这同样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要求。
总的来看，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不断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同时，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系统协调推进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坚持依法治国，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以适应经济基础的变革要求，形成新型生产关系。这不仅是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迫切要求，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要求。
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坚持和发展，也是对当今时代生产力发展规律的总结
习近平总书记在《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中指出，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这里所说的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对经济增长中除去生产要素量的投入带来增长那一部分之外的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
理解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就要准确认识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涵。作为西方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要素价值论”基础之上的，即承认劳动、资本、土地等各类生产要素是价值创造的源泉，因而应当参与价值分配，包括工资、利息、地租等。需要认识到，将全要素生产率引入新质生产力，是对西方经济学有益成分的借鉴，同时我们对这一概念也没有照搬照用，而是作出了“术语的革命”，通过为全要素生产率赋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涵，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彰显新质生产力的历史进步性。
准确认识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涵，首先需要对“价值”概念进行深入分析。在政治经济学乃至整个经济思想史发展历程中，“价值”命题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基本问题。无论哪一种学派或学说，都必须有自身的价值理论并作为基石，作为其学说的价值取向和根本立场。价值理论回答的基本问题是一定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正义性和进步性，主要涉及两方面：一方面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生产力变革的发展进步性，另一方面是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变革的历史正义性。所以，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经济学说要为本阶级所代表的生产方式的正义性和进步性“鼓与呼”，就必须形成自身的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自身的经济学体系。价值理论本身的演变，从根本上来说是伴随适应生产方式历史变化要求而展开的。
古典经济学从产生起，价值理论便构成其核心命题，原因在于自由竞争、产业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既要为产业革命的发展进步性提供理论支持，更要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正义性提供经济学论证；既要证明工业制造业具有生产性，能够创造价值，又要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公正性，贯彻等价交换原则。古典经济学虽然提出了要素价值论，但在其体系中占主流的仍是劳动价值论，原因在于在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矛盾相对于资本与封建地主的矛盾还居于次要地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不稳固，仍需要经济学论证其优越性和正义性，以强化其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承认劳动是价值源泉，对于联合无产阶级战胜封建地主阶级，巩固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更为有利。古典经济学家同时意识到，在价值理论上承认劳动是源泉，最终会在逻辑上导出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因此同时提出要素价值论，并指出随着生产发展，要素价值论应当替代劳动价值论成为主流。后来的庸俗经济学以及当代西方经济学发展也的确是沿着这一逻辑展开的，逐渐形成要素价值论、效用价值论、服务价值论、均衡价格论等，鲜明体现了西方经济学理论为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历史要求，为其正义性、进步性进行理论辩护的特征。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是在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破产基础上，通过深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形成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运用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运动的规律，创建了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一方面是对工业化进程和产业革命的历史呼应，充分肯定其进步性，尤其是在价值理论上强调工业制造业的生产性，强调大机器生产带动的物质资料生产对人类文明进步的推动作用，强调工业化时代物质生产领域的人类劳动的生产创造性。正如《共产党宣言》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另一方面，从价值理论特别是从价值创造的源泉上，揭示了资本与劳动的根本不同和对立，从而为剩余价值如何形成、如何分配、如何运动的理论阐释奠定了基础，揭示了剩余价值及其运动本质上是人类劳动社会性的颠倒和异化。这种颠倒和异化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市场竞争的逻辑必然。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商品、货币、市场等经济关系中物对人的驱使形成的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等，是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历史否定。通过深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为使人类生产更具直接社会性、使人自身能够真正支配自身的命运而不必被异己的力量所决定指明了方向。
新质生产力属于生产力范畴。作为新时代生产力的质态标志，新质生产力说到底还是劳动者运用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形成的创造财富的能力。这里的财富首先是使用价值范畴，而不是价值范畴。使用价值是具体劳动的结果，而不是抽象劳动的凝结，生产力本身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的能力，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因此，不能把财富与价值等同。财富的创造是各种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即各类生产要素及其组合形式的生产力的体现，具有鲜明的自然属性。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都是财富生产的条件和源泉，但价值只能是以人类劳动为唯一源泉。价值的本质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具有鲜明的社会属性。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统一构成商品，但使用价值不同于价值；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统一构成劳动，但具体劳动不同于抽象劳动；生产的自然属性（生产力）与生产的社会属性（生产关系）的统一构成生产方式，但生产力不同于生产关系。在新质生产力中，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作为生产力质态进步的核心标志，是指具体劳动中要素及其组合在创造使用价值意义上的社会财富过程中生产效率的提升，而不是作为社会属性生产关系意义上的价值创造，不同于西方经济学“要素价值论”所认为的要素及其组合是价值创造的源泉。
新质生产力在生产的自然属性上，强调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强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发展方式的创新，强调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实际上是在价值取向上适应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的发展趋势，充分肯定新质生产力在新时代发展的进步性，是对生产力发展进步性的历史呼应；在生产的社会属性上，强调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形成生产的自然属性发展要求（生产力）与生产的社会属性内在规定（生产关系）之间的有机统一，构建新型生产方式，实际上是在价值取向上彰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基本经济制度的先进性。这种制度和体制的先进性以解放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根本标准。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提升使用价值（财富）生产能力和效率。这一过程是否创造价值？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全要素生产率属于生产力范畴，其提升影响生产力产出水平，但并不等于全要素生产率直接创造价值。生产要素本身不是价值的源泉，但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可以通过提升具体使用价值产出量，降低单位产品生产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形成实际生产时间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相对比较优势，进而提高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总量。另一方面，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知识和技术对人工的替代成为一个重要趋势。在这一背景下，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这一论断是否依然成立？应当说，劳动是人类与自然界之间能动的物质变换过程。在生产力各类要素中，人是最具能动性和决定性的，没有人的劳动就没有财富生产活动，也不可能有使用价值生产及价值创造。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知识资本对物质资本产生的替代效应并不表明知识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可以成为价值源泉。知识资本的形成和使用仍是人类劳动活动的体现，而且社会生产是极其复杂的分工体系和网络，不能以生产的某一环节表现出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对劳动者的替代来解释价值创造日益脱离劳动。因为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时代，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的分工系统性极大提升，这种系统性建立在社会分工深化基础上，是人类社会总劳动体系决定社会生产，并不是单个环节决定社会生产。新质生产力的创新主体是新型劳动者，它由新型劳动者通过各种创新活动而实现。新型劳动者包括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技术工匠等，他们开展的新质劳动包括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工艺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管理创新等。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条件下，价值源泉说到底还是劳动创造的，更多地体现为新型劳动者的新质劳动所创造。这一新质劳动创造价值的过程，同时也是劳动与其他物质技术生产要素相结合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大幅提高使用价值生产效率，即全要素生产率大幅上升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价值与使用价值生产的统一，并不否定劳动是价值的源泉。更重要的是，价值范畴涉及的是生产过程中的社会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其目的在于揭示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是否相适应。这是政治经济学关于价值理论讨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质生产力在自然形态上强调生产力发展质态的先进性，相应地在社会形态上必然要求形成与这种先进性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这是新质生产力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所体现的价值取向的坚守和中国化时代化的拓展。
锲而不舍加强党的作风建设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从抓作风入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一条重要经验。百余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从人类文明成果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精髓，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形成了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深刻理论和生动实践，具有周延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必须深刻领悟、提高认识，进一步增强抓好作风建设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党的作风的理论渊源
中华文明对“风”这一自然现象赋予了深刻的文化内涵，逐步从自然现象拓展至人文领域，成为社会观察工具与政治概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党的作风”一词并未直接下定义，主要聚焦风气、习气、风尚等方面谈党的作风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实践中对加强作风建设方面始终保持着高度自觉，持之以恒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提出作风建设的新要求、新任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风”的思想理念。3000多年前殷商的甲骨文中就有关于“四方风”的记载：“东方曰析，风曰协；南方曰夹，风曰微；西方曰夷，风曰彝；北方曰宛，风曰伇”。从周代起，“风”的概念由自然现象向人文领域拓展。《诗经·国风》体现的采风制度标志着“风”正式成为社会观察工具，汉代乐府“观风知政”则将其制度化，形成“采诗官—风俗—考正”的政治反馈机制。《说文解字》以“风动虫生”释“风”，揭示自然风化作用与社会教化的同构性，认为如同春风唤醒蛰虫，人文教化能激活道德自觉。从自然之风到人文之风，从民风到“君子之德风”，“风”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是重要的政治概念。孔子提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的命题，首次将统治者的作风看做社会风尚的源头。此后，《毛诗序》提出：“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白虎通义》提出“教者，效也”，将“风俗”定义为“上为之，下效之”的教化过程，使“风”衍生出“风化”“风气”等政治伦理概念。费孝通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智慧在于“风教”，即以“礼治秩序”通过文化浸润实现整合。钱穆也指出中国治理的精髓在于“风气养成”。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作风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大量的社会观察和对比，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具备良好的风气、习气、风尚等。早在中学时代，马克思就写道：“如果一个时代的风尚、自由和优秀品质受到损害或者完全衰落了，而贪婪、奢侈和放纵无度之风却充斥泛滥，那么这个时代就不能称为幸福时代……”恩格斯特别反感并抵制不正之风，他在致玛丽亚·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又吃又喝，而事后又把这些事议论一番，这根本不是我的作风”。在从事革命的过程中，列宁注意到党内存在的不良习气，提醒广大党员加以注意并革除这些不良习气。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多次批评一些干部中存在的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提出要“打倒装腔作势的作风！认真进行整顿纪律、加强组织的工作”“必须同官僚主义和官僚作风进行斗争”。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毛泽东同志系统论述并首次构建了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理论体系。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这篇标志性讲话阐明了党的作风的功能，即正党正人，发挥在党内纠正错误、在党外教育群众的功能。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务必”，立下了“六条规定”。粉碎“四人帮”后，面对百废待兴的复杂局面，邓小平同志指出“要搞好我们的党风、军风、民风，关键是要搞好党风”“加强党的领导，端正党的作风，具有决定的意义”，深刻阐明了党的作风建设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极端重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直面党面临的重大风险考验和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严字当头、刀刃向内，以钉钉子精神纠治“四风”，整治力度之大、制度执行之严前所未有，开启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作风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他要求：“以最严格的标准、最严厉的举措治理作风问题。”
党的作风建设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成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它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体现在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选人用人作风等方方面面。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必须把思想作风建设摆在首位。在党的百余年历史中，贯穿中国共产党作风建设的一条主线就是实事求是。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基本国情和革命实际出发，坚持发展工农联盟，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撰写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继续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1978年，邓小平重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求全面进行拨乱反正。1982年，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明确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内涵，即“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1992年，十四大党章在论述党的思想路线时强调了“解放思想”；2002年，党的十六大在论述党的思想路线时增写了“与时俱进”；2012年，党的十八大通过的党章在党的思想路线部分突出了“求真务实”，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理论联系实际，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学风。1941年，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报告时指出，要坚持有的放矢的态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要找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这个“的”，并强调这就是理论和实践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是一个共产党员应具备的态度。邓小平反复强调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我们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自己的方针，所以才能取得胜利”。党的历史经验表明：学风正，则事业兴旺，党无往而不胜；学风不正，则事业遭受损害，党就会受到巨大挫折。
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和政治优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办教育，党员领导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因此特别应当注意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并且用极大的努力在每一个党组织中，在每一个国家机关和经济组织中，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生活的官僚主义现象进行斗争。”面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邓小平强调指出，要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坚持清正廉洁的作风。坚持清正廉洁的作风是共产党人的内在要求。1933年12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就签发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表明了党从早期就开始以严格的制度形式对党内贪污浪费行为进行严厉惩处。在革命战争年代，对谢步升、唐仁达、左祥云等人的贪污腐败行为均进行严厉查处。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接连开展整风整党运动，有力地惩治了部分党员干部的违纪违法行为，净化了党风政风社风，展现了积极健康的执政风貌。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腐朽没落的思想观念、市场等价交换原则向党内侵蚀，针对各类腐败现象，党中央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严厉查处“改革开放反腐第一案”的王仲案以及后来的成克杰、胡长清等大案要案，有力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
坚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强大精神力量。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作出的“六条规定”，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革命胜利后可能出现的骄傲自满、贪图享乐等不良作风的高度警惕。新中国成立后，他再次强调：“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指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
坚持任人唯贤的选人用人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作风。坚持任人唯贤，是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保证；充分发扬民主，维护集中统一，是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环节。1938年，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强调：“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了“才德兼备”的干部标准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工作的推进，党突出了“又红又专”的干部标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鲜明提出实现干部队伍“四化”方针，明确“德才兼备、任人唯贤”原则。总之，用什么人、不用什么人，在革命、建设、改革不同时期始终对党的作风建设发挥重要导向作用。此外，民主集中制作风也体现在干部选拔任用上，即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确保干部选拔过程中的透明公正。坚持任人唯贤的选人用人原则与民主集中制作风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两个方面，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选人用人的核心要求。
坚持以党的纪律保障优良作风。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任务的保证。1937年9月，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以十分精炼的文字历数了自由主义的11种表现，指出如果放任自由主义在党内生长泛滥，革命队伍就会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就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就会发生隔离。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严明纪律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将党的纪律处分划分为五种类型并延续至今，并对党的执纪机构作出新规定。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邓小平强调：“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组织部门的任务不只是处理案件，更重要的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把我们的党风搞好。”
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的新探索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系统思维、周密谋划，以中央八项规定为改进作风的切入口和动员令，通过一系列重要举措，层层递进，形成闭环，持续深化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四风”问题并延伸开去，使党的作风全面纯洁，带动社风民风持续向上向善。经过多年努力，刹住了一些过去被认为不可能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为之一新。这些举措包括以下几方面。
选准切口。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从八个方面立下规矩，即中央八项规定。为什么是八个方面规定？除了继承中国共产党抓作风建设的优良传统的因素，集全党智慧，也与习近平同志在地方领导实践中抓作风建设积累的经验有关。例如，在正定工作期间，在他主持下，正定县委出台了《关于改进领导作风的几项规定》；在宁德工作期间，在他提议下，宁德地委、行署出台了《关于地委、行署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若干规定》；在浙江工作期间，他身体力行抓作风，持之以恒建立完善了一系列改进作风的制度，浙江省委作出了就切实加强省委常委自身建设、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的“十项规定”；在上海工作期间，他主持起草了《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会关于加强自身建设的若干意见》等文件，提出了“八个坚持”。事实证明，抓党的建设要从“四风”抓起，抓“四风”要首先把中央八项规定抓好。
以上率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风廉政建设，要从领导干部做起，领导干部首先要从中央领导做起。”2017年和202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两次审议修订后的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习近平总书记带头遵守中央八项规定，指出：“我常常想，受全党同志信任，我担任了党的总书记，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带头按党章办事，带头遵守党的纪律和规矩，带头管好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风成于上，俗化于下。上下同心、风俗联动，领导干部带头形成示范引领力量。
集中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通过集中教育推动全党以自我革命精神解决党风方面的突出问题，是一条重要历史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部署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等党内集中学习教育，其中都提出了作风建设的要求。作风问题上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集中教育的目的是提高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改善全党的作风。当前，全党正在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提高党员干部的作风修养是一个政治训练的过程，要持续深化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教育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通过精准持续发力，在学中强基铸魂，在查中精准施治，在改中长效固本，把学习教育抓紧抓实，不断筑牢中央八项规定堤坝。
立行立改。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指出：“这么多年，作风问题我们一直在抓，但很多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一些不良作风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长一茬。症结就在于对作风问题的顽固性和反复性估计不足，缺乏常抓的韧劲、严抓的耐心，缺乏管长远、固根本的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抓作风建设坚持立行立改、动真碰硬。2012年12月，中央纪委监察部发出通知，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在2013年元旦、春节期间，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加强廉洁自律。2013年是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开局之年：3月，中央纪委首次对6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问题发出集中通报；4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巡视工作“四个着力”要求，第一条就是着力发现是否存在“四风”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问题；8月，中央纪委建立并实施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月报制度；等等。党的十九大后，作风建设在更加注重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中走向深入，针对作风建设地区性、行业性、阶段性特点开展集中整治。2019年被党中央明确为“基层减负年”，此后为基层减负成为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重要任务。党的二十大以来，把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一刻不停狠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深化风腐同查同治，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这些举措体现了我们党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进行动态整治、动真碰硬、立行立改。
改革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作风建设和全面深化改革息息相关。许多问题，看起来是风气问题，往深处剖析又往往是体制机制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改革创新抓党的作风建设形成了许多制度成果，例如，落实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建立管思想、管工作、管作风、管纪律的干部从严管理体系；实现派驻监督、巡视监督全覆盖；三次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准确运用“四种形态”；等等。这一系列举措助力形成并完善常态化长效化推进作风建设的机制制度。
严的标准。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需要以严的标准形成稳定的体制机制，不断释放越往后执纪越严的信号。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坚持严的举措不放松，坚持严的氛围不减弱，使“从严”成为管党治党常态。截至2025年6月连续141个月公布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数据，对作风顽疾扭住不放、久久为功，打破“抓一抓就好转、松一松就反弹”的怪圈，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深刻理解把握原创性
“两个结合”的主要创新点、突出原创性在“第二个结合”上。深刻理解把握“第二个结合”的原创性，是推进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研究、学理化阐释的必然要求。
从主体性切入
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表明，主体性是原创性的前提。只有建立起坚强的主体性，才能在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活动中充分发挥主动性、激发原创性，持续形成思想文化的创新创造成果。文化主体性的建立和巩固，总是离不开历史活动主体在实践基础上对自身在思想文化层面所应扮演的历史角色、所应发挥的历史作用的深刻认知与回答。
“第二个结合”作为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一个原创性、标识性成果，其提出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总结宝贵历史经验和新鲜实践经验，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在理论上作出深刻认知、在实践中予以自觉维护，进而对从思想文化层面上看“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作出理论与实践的深刻回答。
从主体性切入的“两个是、两个不是”论断，即“中国共产党人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文化层面必须担任的双重历史角色，彰显了对待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同时，“文化主体性”这一概念正式出现在党的理论话语中，并在“第二个结合”相关问题的语境中展开论述，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文化主体性的理性认知和理论自觉。
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认知和自觉作为基础，我们的文化主体性和精神独立性才会日益巩固和彰显，历史自信和历史主动性才会不断坚定和激活，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创造才会不断涌现。基于这样的逻辑和道理，“第二个结合”论断的完整表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中的“把”字不可或缺。一个“把”字尽显文化主体性和历史主动性，也留足了进行创新创造的广阔空间。
明确基本范畴
任何原创性总是针对特定问题、限定在一定范畴来讲的。一旦泛化为针对所有问题、脱离特定范畴，原创性也就立不住了。因此，深刻理解把握“第二个结合”的原创性，必须明确其所要回答的特定问题以及讨论这些问题所涉及的基本范畴。
“第二个结合”要回答的特定问题，可大致分为三个圈层：外圈是如何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宏大问题，中圈是如何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中层问题，内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什么结合、能不能结合、把什么结合、结合成什么、怎么样结合五个前后相继的基本问题。
讨论这些特定问题，会涉及多个基本范畴：
如立场、观点、方法。“第二个结合”在内在结构上是立场、观点、方法有机统一，既体现鲜明立场，包括在对待历史文化遗产时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在开展文明交流互鉴时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在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时坚守人民立场等；又形成丰富观点，包括一系列阐述其然、其所以然、其所以必然的论断和要求；还提出管用方法，包括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以及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守正创新、立破并举等。
如过去、现在、未来。“第二个结合”在时间纵深上是过去、现在、未来前后贯通，既回望来路，深刻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又把握当下，切实回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遇到的现实问题；还展望前途，有力揭示党领导人民在新征程继续取得成功的关键密码。
如中国、世界、天下。“第二个结合”在价值关怀上是中国、世界、天下三者兼顾，既坚持立足中国，深刻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中国式”从何而来，深刻揭示党和人民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深化对“中国之问”的回答；又坚持放眼世界，为应对全球共同挑战提供更多中国倡议，为推动建设更美好的世界提供更多中国方案，丰富对“世界之问”的回答；还坚持胸怀天下，站在“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的高度，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拓展对“时代之问”的回答。
如理论、文化、文明。“第二个结合”在目标指向上是理论、文化、文明多维一体，既指向理论创新维度，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形成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又指向文化创造维度，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赓续和光大中华文脉，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还指向文明更新维度，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三个维度所指向的创新创造成果，分别对应“第二个结合”所形成的理论形态、文化形态、文明形态。
总之，“第二个结合”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一个论断、一个要求，而是一个由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思想观点组成的综合体。只有明确了上述一些基本范畴，才可能搭建起研究阐释“第二个结合”原创性的主体逻辑框架。
把握基本观点
深刻理解把握“第二个结合”的原创性，说到底还是要弄清楚支撑其原创性的一系列基本观点有哪些、其创新创造之处体现在哪里。
毫无疑问，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并反复强调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论断，是“第二个结合”的核心基本观点。一经提出就是原创的、新颖的。围绕“第二个结合”的基本观点，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了一系列饱含创新性、创造性的思想观点。
比如，以“融通”“彼此契合”揭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密不可分的内在关系，打破并跳出二者不可通约乃至水火不容、非此即彼的认识窠臼；以“魂脉”和“根脉”分别定位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我们党、国家、民族的极端重要性，深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缺一不可、必须结合的思想认识基础；以“化学反应”和“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阐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成就的事实，实证“第二个结合”是可能和可行的。
又如，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概括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法论要求，指明“第二个结合”的必经环节和有效途径；以“植根的文化沃土”形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根基和历史纵深；以“旧邦新命”指代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所担负的历史使命，蕴含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在要求，赋予“第二个结合”更为广深的文明意蕴。
所有这些思想观点不仅富有新意和创意，言前人之未言，而且相互关联、彼此印证，深度耦合在一起，构成“第二个结合”的基本观点，支撑起“第二个结合”的原创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深刻理解把握“第二个结合”的原创性，亦当有“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视野、气度和格局。
深刻理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价值意蕴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快建设文化强国》重要文章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洞察时代发展大势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体现了对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科学把握，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是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对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深刻理解并牢牢把握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战略意义和价值意蕴，对于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价值。
1.在守魂脉、护根脉中坚定文化自信
坚定文化自信体现了我们党对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高度自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充分发挥文化主体性，创造了具有独特理念、智慧、气度与神韵的中华文明，塑造了华夏子孙心灵深处的自信和自豪。近代以来，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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