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时评汇编
（18篇）（20250627-0716）
目录
基层干部为何有“难言之隐”3
“想你的风又吹到了XX”……文旅同质化该怎么破？7
“职业索赔人”盯上小老板：不私了就曝光？9
“赛博种田”，为什么让年轻人如此着迷？15
撕掉职场“成功”的既定剧本19
“童趣经济”俘获的不止是小朋友26
报高考志愿，小心“付费陷阱”31
直播间变赌场？治理“直播带赌”刻不容缓36
女装尺码越做越小！“缩水”女装加剧女性身材焦虑41
啥？在太空搞“三体计算”44
“脑腐”了解一下48
城市青年“自带流量”进村52
具身智能“成人礼”何时到来56
开工即停工？莫让“凑数式开工”透支公信力61
全力切断“开盒挂人”的网暴链条66
“户外热”：要热情，更要安全69
老瓷厂变身造梦厂74
当AI可以提供更好的情绪价值78
基层干部为何有“难言之隐”
当前全党上下正在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强调，汇报工作时要讲真话、报实情。半月谈记者近日走访发现，面对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过程中出现的“表里不一”“治标难治本”等现象，部分基层干部仍然陷入说与不说的两难：说真话恐招来麻烦，不说则影响工作落实，甚至愧对群众期待。
——习惯“留一手”，里外“两番话”。领导调研层层陪同是一个典型的形式主义“老问题”，中央八项规定第一条就要求“轻车简从、减少陪同、简化接待”。近日修订印发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也指出，要严格控制陪同人数，不得层层多人陪同。
有干部反映，如今明面上陪同确实少了，有的领导、单位组织调研时也会打招呼不要层层陪同，或者只要求了解情况的一个人陪同，但基层却出现“领导身边站一个，调研外围站一圈”的怪象。
上边虽说不让陪，但基层为何不敢真不陪?其间固然有基层担心情况说不清、现场出乱子、查出新问题等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害怕被扣上“重视程度不够”的帽子。一位县区主官讲，有些督查调研从不同部门抽调人员，其中一些调研人员业务不懂、政策不熟，到了基层吆五喝六，书记县长还得“鞍前马后”，“你要敢不陪，回去给你划一道子，说你对工作不重视，先给你扣个大帽子”。
——说做“两张皮”，难解真问题。在整治形式主义过程中，不少基层干部坦言存在考核排名过多过繁过重等问题，不少地区也已将此列为基层减负的重点整治任务。但据半月谈记者了解，一些地方“表面看似不考核排名，实则事事问责后三名”。一位基层干部解释，一些条口工作明面上不再搞“日报表、周点评、月总结”，但没有“硬考核”却有“软排名”，上级部门和基层对此都心照不宣。
为凸显对某项工作的重视，上级部门会将该项工作的阶段性统计结果定期报送主要领导或进行内部通报。统计结果上确实没有排名，却仍有分值。尽管用了打乱排序的“障眼法”，但明眼人一看，排名情况一清二楚，报送用意心知肚明。排在后边的免不了表态发言，乃至被追责问责。面对“软刀子割肉”，基层不得不重新卷入提升“软排名”的恶性竞争中。
——新瓶装旧酒，有苦说不出。各地村委会都在开展标牌清理，不少地方除了党支部、村委会、监委会、集体经济组织4块牌子，此前按上级各部门要求悬挂的“这站那室”的牌子统统摘掉，以此作为基层减负工作的一个重要抓手。一些基层干部反映，上级要求报送基层减负结果时，在报告上看通通向好，但实际工作中仍感任务繁重、压力超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基层干部总结，这是因为“村部门口的牌子易摘，上级心里的牌子难弃”。个别地方为了应付检查以活动牌、电子牌取代传统的固定牌，有的地方虽然摘掉了“这站那室”的牌子，但基层干部仍戴着“这长那员”的帽子。帽子和责任发到下面，资源和人力却仍浮在上边。
细看上述形式主义乱象，基层是最大受害者，但不少基层干部只敢私下吐槽，不敢正面反馈。“味苦”“带刺”的话停在嘴边蹦不出来，无形中导致一些问题按下葫芦浮起瓢，甚至滋长形式主义。
破解基层“难言之隐”，既需要接上地气拓宽言路渠道，也需要以上率下打破隔阂壁垒。中央强调，落实八项规定要让全党全体人民来监督。无论是查摆问题还是集中整治，都不能“关起门来自说自话”，要善于从群众意见中发现真问题，在群众“家常话”里寻找真方法。
基层干部不敢说真心话，归根到底是担心提出问题后被误解成唱反调、不配合，甚至是质疑、抵触上级，最终还要自己挨板子、吃瓜落儿。要打破这层心理隔阂，需要以上率下，不怕“红脸出汗”，敢讲真话、报实情;同时，要健全容错纠错与澄清保护机制，优化信息传递与反馈机制，让真心话被听见、被重视，让真问题被看见、被解决。
“想你的风又吹到了XX”……文旅同质化该怎么破？
随着暑假来临、神兽“出笼”，家长带着孩子外出旅游的场面热闹非凡。但半月谈记者与一些家长交流时，家长们对旅游出行体验千篇一律、难出新等文旅同质化现象的吐槽仍然不少。
文旅同质化的现象由来已久。近年来，“想你的风又吹到了XX” 一度成为各地景区跟风模仿的文创标语，如今已泛滥到让公众由喜爱转为厌倦，甚至衍生出“想你的风别吹了”等网络热梗，成为文旅同质化现象的一大注脚。从宣传创意抄袭模仿、“网红景点”跟风营销到争相进行“土味喊麦”，一些地区文旅产业“抄作业”式套路化宣传，对流量一味盲目追逐，虽带来一时热闹，却带不来文旅业的长久兴盛。
除宣传领域以外，部分地区文旅同质化现象也渗透至景区建设、旅游产品、服务体验等各个环节。在国内部分旅游城市，一些旅游场景总是惊人的相似——仿古商业街区内青石板路、飞檐翘角、红灯笼高挂成为标配，几乎相同的“地方特产”和“手工艺品”沿街售卖，水上乐园、漂流等消暑纳凉项目遍地开花，亲子游等同于游乐园游……千城一面的景象、千篇一律的项目，消解了地域文化的独特性，让游客审美疲劳甚至望而却步。
今年暑期旅游的大幕已经拉开，能否抓住契机，为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出行体验，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成为摆在地方文旅面前的一道考题。目前，一些地方已做出尝试：近日，陕西结合夏季旅游特点，一口气推出1200余项暑期文旅活动，尽可能满足游客多元化、差异化的旅游需求;云南立足夜间文旅消费，在夜演、夜游、夜购、夜宴等方面不断丰富旅游产品，点亮“夜经济”;江西南昌开放赣江“两滩七湾”天然泳场，吸引市民和游客消暑游玩……面对暑期文旅热潮，各地在推出不少优惠活动的同时，在文旅产品供应方面可谓用心良苦。
旅游的本质是体验差异与新奇。暑期旅游不断升温，各地文旅要接住这场“泼天富贵”，必须防止同质化问题来“泼冷水”。只有跳出文旅发展的窠臼，打造好自身独有的文旅IP，与文化、科技、教育、避暑等领域不断融合创新，才能为游客创造丰富、舒适的出行体验，真正形成让游客“不虚此行”的良好口碑。
“职业索赔人”盯上小老板：不私了就曝光？
1.8元买一把刷子，却索要2000元赔偿；街区卖同款花洒的多家店铺都因水效标识被投诉……一些以牟利为目的的职业索赔人瞄准小微商家、成长中的企业，利用商品标签、标识问题等非实质性瑕疵，通过规模化举报、威胁曝光或诉讼等手段恶意索赔。近年来，虽然有关部门已加大对此类乱象打击力度，但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恶意索赔仍有发生，而且在一些地方呈规模化、团队化趋势，有的甚至发展成“收徒”产业链，让商家疲于应对，扰乱市场秩序，耗费监管资源。
专挑“软柿子”，紧盯标识问题
贾女士在华东地区一市辖区经营一家杂货店，杂货店收入是其家庭主要经济来源，但最近贾女士考虑闭店。“今年以来，我们已经受到十几次职业索赔人举报。”贾女士说，一旦被举报，她就要将该款产品封存、返给供货商，有时供货商觉得她被举报的次数太多，不愿意供货。
“有的职业索赔人只要一来，就是集中举报。”贾女士说，不久前一个职业索赔人称在店里买的花洒水效标识存在问题，同时举报了附近售卖该款花洒的四五家店铺，最后协商每家店拿出近300元私了。
贾女士很无奈，她所经营的杂货店售卖千余种小商品，很难对照相关法律法规，检查每一款商品的标签、标识等问题。
一家从事直播带货的电商公司负责人表示：“职业索赔人不会找国际大牌，因为大牌企业有庞大和专业的法务团队应对；也不会找没有名气的企业，因为流量不高。他们往往找我们这样的企业，知名度高，成长迅速，法务应对经验不足，‘打假’时风险小、关注度高。”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有的职业索赔人往往专挑“软柿子”捏，利用商家害怕行政处罚的心理，附带“若不私了就曝光”“若不私了就起诉”的威胁话术，迫使许多经营者选择“花钱消灾”。
从这些职业索赔人恶意索赔的手段来看，他们主要针对商品的标签、标识、标注问题。中部地区一乡镇的市场监督管理所副所长介绍，这类案件在他们接到的投诉案件中约占八成。
近年来职业索赔日益呈现规模化、团队化的特点，令人忧心。湖北光靓律师事务所主任梁旭光律师告诉半月谈记者，一些职业索赔人以牟利为目的，利用商品过期或者产品包装漏洞等问题故意大量购入产品，再聚合成团体，甚至发展成专业的“打假公司”。
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反映，市场类投诉举报案件常在某个时间点集中出现，举报人地域特征明显，多是通过信函的方式进行投诉举报或者是申请复议，而且话术和举报材料的内容常常高度一致。
随着有关部门加强对恶意举报非法牟利行为的打击，职业索赔人转而借教授他人“维权”之名“收徒”。以“打假”等关键词在网络平台上搜索发现，不少店铺标榜“反打假”“支持维权”等字眼。
半月谈记者以“想学习打假挣钱”为由询问某店铺，店家要求加上微信细聊。店家对半月谈记者说，他以前长期从事职业索赔，2021年后，转行为反打假人，通过收取服务费，教他人遇到职业索赔人时如何维权。如今，自己也教授如何“职业打假”，只需交3000元学费。他直言，这几年政策变化很大，但只要把相关法律知识掌握到位，“打假”不是问题，且收益可观，“几单的利润，可能就是普通人一年的工资”。
商家、监管部门不堪其扰
郭先生经营一家电子商务公司。他告诉半月谈记者，2022年8月，一名职业索赔人以1.8元的价格购买了一把刷子，并在订单中备注要求请勿使用某快递公司。由于与该快递公司的合作关系，且未注意到相关备注，商家仍使用该快递发货。
“职业索赔人收到货后举报我们未按照其备注发货，并向我们索要500元赔偿，后来又加到了2000元。相关部门受理后驳回了其诉求，但投诉长达半年多，其间该职业索赔人还不断举报辖区监管部门。”郭先生说，为摆脱无休止的骚扰，公司决定搬迁，搬离后所在的辖区不再重复受理，风波暂时平息，这一过程耗费四五万元。
还有一些职业索赔人投诉举报件消耗基层行政资源。因职业索赔人对投诉举报处理结果不服，由此引发重复投诉举报、缠访、行政复议、纪委举报等。中部地区某乡镇市场监督管理所数据显示，所内接到疑似职业索赔人的投诉举报件占全部投诉举报量的60%以上，有的索赔人甚至同一个投诉举报，以不同理由申请3份行政复议。
“来一个复议，我们起码要腾出半天时间写文书。”长三角地区某社区的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说，不仅如此，在履职过程中，程序上稍有不慎，个别职业索赔人甚至威胁执法部门给钱。
厘清判定标准，严厉打击惩处
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胡俊杰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等法规里规定的惩罚性赔偿数额也有一定标准，但是职业索赔人突破了惩罚性赔偿的规则。
2024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多项条文提及在“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内”支持购买者的诉讼请求。但在实际操作中，受访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反映，目前缺乏更加明确的针对牟利性索赔的判定标准，判定后的责任全部归结于投诉处理人员，使其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即使能判断其为职业索赔人，也宁肯按照正常投诉举报处理。针对此，胡俊杰建议，明确法律边界，尤其细化“合理生活消费需要”的判定标准，如购买数量、用途、频率等，限制职业索赔人滥用诉讼权。
市场监管部门根据投诉的典型特征，有的案件基本可以认定为职业索赔人恶意索赔，但各个市场监管机构之间信息不互通，职业索赔人仍可跨区域得手。受访对象建议，构建全国统一的投诉举报数据库，形成恶意索赔“黑名单”，实现跨区域、跨部门的数据联动，进一步识别、监控恶意索赔产业链。
面对职业索赔人投诉要求，部分基层工作人员没有吃透相关规定或为图省事，直接让生产厂家和投诉人联系，满足其经济利益，使投诉人撤诉。这种处理方式无疑会助长牟利型恶意索赔案件数量增长。梁旭光建议，应明确受理门槛，按照责任分工落实投诉事项，规范投诉处理程序，同时加强行刑衔接，严厉打击恶意索赔乱象。
“赛博种田”，为什么让年轻人如此着迷？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一千多年前陶渊明田园诗里的情境，正成为当代越来越多年轻人在网络游戏世界中寻求的生活日常。种下像素化的作物，成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数字农民”，为什么让年轻人如此着迷？
在屏幕里渔猎、耕种、烧窑
在宿舍休息时，大四学生小赵打开电脑上一款名为《星露谷物语》的游戏。在这个像素风格的模拟经营游戏中，她的虚拟角色经营着一个偌大的庄园。游戏里的时间正好是秋季，小赵收获了成熟的南瓜和洋蓟。小赵对床的舍友，则沉浸于另一款《桃源深处有人家》的游戏，忙着建房、渔猎、耕种、烧窑。
“我很享受‘种田’的感觉。”谈到自己当“农民”的过程，小赵就像逃离了公司的格子间，放飞到爷爷的乡下农场。
在大学担任辅导员的袁老师注意到，现在有些大学生不再青睐有着激烈对抗、互相“厮杀”的竞技性游戏，相反，不强调高频的社交互动、努力让玩家“慢下来”的“赛博种田”日益受到欢迎。
对于不少大学生而言，这种反效率的设定恰恰有着很强的治愈力。就像谷雨播种、霜降收薯、中元节放河灯、腊八节煮八宝粥，“赛博种田”也要契合农时，玩游戏也是对传统节庆和民俗活动的深度参与。有的玩家可以和游戏里的村民建立联系，参与乡村的传统节庆，获得一种特别的体验。
数据印证着玩家对“赛博种田”青睐：有的游戏发行两年来，相关话题点击量过10亿；有的游戏仅2024年一年就售出超1000万份。一名头部游戏公司从业者表示，今年国内至少还要上线3款“赛博种田”类游戏。
生活的另一种可能
远离土地的年轻人，为什么会在游戏中爱上种地？一个共同的答案是，“种地”是从0到1、从无到有的过程，给年轻人带来了很强的获得感、掌控感。在他们看来，在云端播种、在网上耕作，这样的收获很实在，令人既感动又踏实。
虚拟农耕类游戏通过游戏化的方式呈现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许又姜宇指出，通过“种田”游戏，年轻人能够在不离开城市提供的物质便利的同时，精神上逃离城市紧张的生活节奏。
中央文化和旅游管理干部学院副研究员孙佳山也认为，种田游戏不以剧烈的情节冲突为卖点，而是以慢节奏、细水长流的方式，满足了玩家对于轻松感和陪伴感的心理需求。
面对现实生活中一些社交场景带来的压力，部分青年群体选择与虚拟自然建立关系。这里没有人追问你的工资或婚恋状况，比起现实中的亲戚饭局，年轻的玩家更愿意参加游戏里“不用敬酒”的庆典。
“赛博种田”的热情，也在现实世界得以延伸。“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年轻人开始尝试将“数字农耕”转化为真实的土地体验，共享菜园、自然教育、“一日农民”等活动在城市年轻人中悄然流行。
“赛博种田”的兴起，意味着源于古老农耕文明的田园意象，对今日年轻人仍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对于乐此不疲的年轻人来说，“种田”成了一个轻盈的符号——它不再是过去人们心中“落后”“脱节”“土气”的印象，而是创造了一种更简单、更平和、更可控的生活图景。也许生活在城市里的年轻人仍然“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但他们只需鼠标轻点，就能用更低成本满足对田园牧歌的想象——“诗意地栖居”在数字组成的田野上。
撕掉职场“成功”的既定剧本
脱下长衫又如何？真正的成功，不是活成别人眼里的模板，而是找到自己的赛道，拼搏出新的可能。当下，一群敢于撕掉职场既定剧本的新生代，正用实际经历瓦解传统职业规划与分层，在新浪潮中开辟出“人生是旷野而非轨道”的多元航向。
“逆落差就业”背后：新经济形态的包容性
“逆落差就业”现象在年轻人中并不少见。所谓“落差”，体现在工作稳定性、专业适配度、就业地点、行业发展空间等方面。每一次名校毕业生的就业选择与社会期待存在差距，都会引发社会对职业选择、人才价值的深层思考。
一些看似“荒唐”的选择背后，是大学生在就业市场供需矛盾压力之下的适应性策略。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行业的变化，很多曾经被视为“金饭碗”的专业已不再具备绝对优势，名校毕业生同样面临就业压力;另一方面，新经济形态提供了更多职业发展可能，如何平衡学识与实践经验成为新生代职场人的机遇和挑战。
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陶瓷艺术专业的杨帆，2020年放弃本校读研的机会，选择到江西景德镇创业，主打陶瓷首饰创作。“以前能想到的就业方向是当美术老师或者开陶吧，直到在景德镇看到另一种可能。”杨帆说，大四那年，景德镇的陶溪川创意集市邀请她们学校师生去摆摊，让她看到了一种新生活——夜幕降临后，几百个年轻人一起出摊把作品卖出去。
杨帆说，学校鼓励学生大胆创意设计。这种导向让她的作品市场反馈特别好，也埋下了毕业就来景德镇创业的种子。摆摊初期，她的月收入就能破万元。后来遇到创作瓶颈，她又考取了景德镇陶瓷大学的研究生，将创业经历通过论文进行总结。研究生毕业后，她选择继续创业。
在她的影响下，毕业于武汉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的男友胡晓波也辞去银行管理岗的工作，来景德镇与她一起打拼，负责自创品牌的推广。胡晓波说，两人的事业已不局限于集市摆摊，还开了两家陶瓷门店，运营小红书号和微信商圈，拥有七八千人规模的稳定客群，收入足够支撑开销。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新职业目录中，有跨境电商运营管理师、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等17个新职业，以及旅拍定制师、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测试员等42个新工种。市场上小众化的需求还催生“剧本杀”编剧、短视频编导等新的职业机会，为新生代扩展了就业选择空间。SoulApp发布的《2025年Z世代新职业洞察报告》显示，Z世代已对新职业付诸实践，其中15%“已经在全职从事新职业”，21.1%“已经在兼职尝试新职业”。
择业观变迁：允许失败、兴趣驱动、实现价值
跳出“生存需求”，新生代更关注“自我实现”，更重视个人兴趣、工作意义，也接受这一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失败。
1998年出生的周阿莲从江西师范大学社会工作学硕士毕业后，顶着家人“每周一个劝退电话”的压力，在泰康之家养老社区工作已3年。
从选择专业开始，周阿莲就明白就业方向是为生活困难群体服务。在专业对口的社工机构实习时，她感受到服务对象的认可，又常常觉得“不过瘾”——服务效果难跟进，不能长期服务于一个群体。再加上因为被爷爷奶奶带大的缘故，她选择来到养老行业。
“我还年轻，拥有试错的时间成本。这份工作很有温度，又有社会意义，让我想尝试。”周阿莲告诉半月谈记者，为了有更多机会接触老人，已经是社工主管的她主动提出去一线照料老人生活起居。
90后的刘芝龙则在“苦哈哈”的创业中享受着自我实现的快乐。有别于传统的“读研、升博、进院所搞科研”的成长路径，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大学的他在江西婺源开办了一家自然教育科普机构——林奈实验室。
创业伊始的艰辛是现实而具体的：刘芝龙2018年5月刚到婺源落脚时，没钱，只能低价租了一间老旧饭店，蛆虫时不时会从天花板掉下来;两年里4场大水冲得他们“流离失所”;半年下来，创始团队每个人才领了1400元工资。
7年时间，林奈实验室从最初的默默无闻蝶变为当地的地标性存在，甚至成为国内自然教育科普领域的前沿阵地。“我是植物学出身，和团队利用所学对自然教育进行本土化尝试，研发了68套课程，每年吸引1.3万名青少年来这里学习、参与活动。”刘芝龙说，他已投入800多万元打造了包括2座自然学校在内的科普场所，努力让科学和大众的距离更近。
看似放弃科研之路的刘芝龙正在积蓄资源。“我热爱科研，对植物分类学细节问题近乎痴迷，每一次科普实践都是在尝试‘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刘芝龙把“在山河草木中匍匐前行却内心充盈”写在社交平台介绍中，他说他会一直坚持他认为正确的事情。
重构职业价值体系
在“逆落差就业”的年轻人眼中，名校毕业又怎样？传统所谓的“职业鄙视链”往往来自人们对职业的旧有认知。当新生代力量挟一往无前的奔雷之势涌入，传统的职业价值体系正被撼动，一些看似“微末”而乏人问津的职业行业被注入了新的灵魂、有了新的注脚。
“漂”在景德镇的年轻手艺人重塑了这座千年瓷都的市场风向和价值认定。过去的景德镇只有青花、玲珑、粉彩等传统瓷，如今年轻人主导的创意陶瓷，让更多景德镇绝活有了新表达，成为流量入口。
从小在景德镇长大的“摊主”薛嘉豪说，过去景德镇只崇拜“大师”，摆摊的都是卖低端瓷的商贩，说自己是“摊主”要被人看不起。如今，陶溪川的集市需要经过层层选拔才能拥有一个摊位，“摊主”成为年轻手艺人之间的一种创业荣耀。
这种“逆落差”选择带来的职场价值重塑正在形成群体效应。在刘芝龙的带动下，林奈实验室已经聚集了来自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山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等高校的近20位博士和硕士毕业生。他们扎根乡村，用Z世代的方式玩转自然科普教育，以一种科研以外的方式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社会价值。
周阿莲也注意到养老行业内的变化：留下来的小伙伴渐渐多了，甚至还有不少男生加入。据她供职的养老机构统计，194名工作人员的平均年龄32.76岁，其中，30岁以下占比46.4%，本科及以上占比43.3%。养老护理员不再是简单的“体力劳动者”，而是需要掌握康复训练、心理陪护等专业技能的“全能管家”;过去“小老人”照顾“老老人”的行业生态正在改变，更专业、更有活力的复合型养老人才成为未来行业刚需。
经常被问到“浙大毕业为什么去做健身教练”？健身UP主“刘逗逗不怎么逗”这样回应：读书不是为了挤进什么阶层，不是去过他人眼中“更好”的生活，而是通过学习把现在的生活安排明白，做好选择，把能做的事做好。
6月17日，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联合发布的《抖音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价值研究报告》显示，2024年抖音直接、间接带动的就业机会超过6455万个，短视频催生就业新业态趋势明显。高学历、高才华在短视频赛道走红的并不鲜见。
在新生代眼中，人生这盘菜，没有固定的调料，只要能炒出香味，想怎么吃都行。当这一群体逐渐走上社会舞台的“C位”，构建更具包容性的职业生态系统成为当前的迫切需求。《2025年Z世代新职业洞察报告》显示，Z世代最希望在“职业技能培训”“行业资源”“政策支持”(如职业认证、社保覆盖)等方面获得支持。未来亟需通过政策创新、教育体系改革与企业社会责任强化，实现青年个人价值与社会发展的双向奔赴。
“童趣经济”俘获的不止是小朋友
长着9颗尖牙、一对尖耳朵，“诡异又可爱”，拉布布(LABUBU)突然爆火，“童趣经济”以旋风之姿引发关注。过去以儿童消费品为底色的“童趣经济”，在新IP、新概念、新技术赋能下，消费场域及市场外延持续拓展。除传统的儿童用品消费火爆外，越来越多成年人“闯”入童趣消费领域，为怀旧情怀买单，“玩”出消费新热力。
市场火，活力足
6月10日，全球唯一一只薄荷色拉布布在北京举行的永乐2025春季拍卖会上亮相，落槌价达108万元，吸引市场目光。拉布布是我国潮流文化娱乐公司泡泡玛特旗下的原创玩偶，由香港艺术家龙家升从北欧神话中汲取灵感设计而成。2019年，泡泡玛特与龙家升合作，开始销售拉布布玩偶。如今，“拉布布热”席卷全球。
泡泡玛特提供的资料显示，截至去年底，其在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共开设500多家门店，并通过跨境电商平台触达全球90余个国家和地区。今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泡泡玛特海外业务收益同比增长475%至480%。
拉布布火爆出圈，折射出“童趣经济”潜力巨大。“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半月谈记者来到童韵游乐设备(苏州)有限公司，看到车间内一片繁忙景象。经激光切割、喷绘、组装、检测等工序后，一批室内游乐设施设备“走”下生产线。
“我们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设计了非洲探险、星际探索、魔幻马戏秀等不同主题的大型游戏设施，不仅可以开拓儿童视野，还能锻炼孩子们的意志力，得到客户认可。”企业副总经理田野介绍，今年1至4月，企业出口产品货值约2900万元，同比增长43%。
同样火热的景象还出现在好孩子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学步车、儿童推车、儿童自行车……在位于江苏昆山市的好孩子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展厅内，各式童车琳琅满目。“我们注重新品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有区别于市场同款的创新点。今年以来，完成童车产品出口值9.1亿元，同比增长12%。”企业供应链中心总经理王勇说。
下至小小孩童，上至青壮年甚至老者，“童趣经济”正在构建一个愈加立体的消费场域。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发布的《2025年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行业发展白皮书》显示，近年来，我国玩具零售总额保持增长，去年国内市场玩具(不含潮玩)零售总额达978.5亿元，同比增长7.9%。
拓外延，深赋能
新茶饮品牌“茶百道”近期推出与知名动画IP玩具总动员的限定产品，一经上线迅速走红。“茶百道”数据显示，限定饮品上线当天即售出超30万杯。同时，颜值高、可玩性强、有广泛IP影响力的玩具周边也让“成年宝宝”们“疯狂”。
“对小学生来说，也许有些隔阂，但对大学生来说刚刚好。”广州大学生姜晓菲入手“茶百道”与玩具总动员限定周边“三眼仔发声应援棒”，在社交媒体上“晒单”，引发网民围观。半月谈记者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搜索发现，关于“茶百道玩具总动员”的讨论量达数千万。
“茶百道”的成功是在IP赋能下，“童趣经济”从基础型消费向体验型、发展型消费升级，并不断拓展外延，面向更广泛消费群体的缩影。
在扬州安贝斯玩具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加紧赶制毛绒玩具。“我们主打生产独角兽、水豚、恐龙宝贝等特色IP毛绒玩具，其中最受欢迎的是水豚‘卡皮巴拉’，形象可爱、材质亲肤，拥有大批粉丝。”企业负责人沈爱华说。
将IP与玩具融合，不仅让产品更趋多元，更赋予其收藏、社交属性，不仅吸引小朋友，更让“大朋友”为情绪价值“上头”。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数据显示，去年我国潮流和收藏玩具零售总额为465.7亿元，潮流和收藏玩具及周边产品零售总额为558.3亿元，这些产品的消费群体主要是成年人。
互动式、体验式“童趣经济”方兴未艾。在第二十一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动画片主角猪猪侠走出屏幕，化身“猪猪侠AI毛绒伴侣”，不仅能说会唱，还可以根据用户情绪和性格提供个性化服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孙瑾表示，随着未来更多玩具企业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玩具产品创新将进一步提速，市场增长潜力也将进一步显现。
抓风口，强创新
“童趣经济”进化迭代，如何把握机遇、抢抓风口?要在深入洞察消费需求基础上，强化创新引领，营造健康消费环境，放大“童趣经济”促消费潜力。
孙瑾认为，企业可利用数字化营销和社群等分析家庭、儿童及“大朋友”们的多样化需求，开发更受欢迎的产品。同时，可推动业态融合与消费场景创新，打通“教育+文旅”“数字+阅读”“绿色+体育”“国潮+个性化”等多维应用场景，推动消费方式融合创新。
在“玩具之都”广东汕头澄海，每年设计开发的玩具超30万款。澄海玩具协会常务副会长黄亮表示，当前玩具产业链呈现技术赋能、文化赋能、跨界合作等特点，未来要继续加强原创IP培育与保护、深化跨界合作与产业融合、提升产品质量与设计水平，为消费者提供更多好产品，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童趣经济”中的成人力量不容忽视。营销极客商学院创始人李东阳认为，成年人为满足自身的怀旧情感、减压需求和童年情结等，力捧潮玩、怀旧玩具的行为已经演变成强劲的消费趋势。企业和商家可抓住这一新风口，在产品设计、营销推广中注入怀旧元素，重拾和强化共同的记忆符号，激发成年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眼下，AI技术在童趣消费品中的应用愈加广泛，完善相关标准与监管机制、保障消费安全势在必行。孙瑾认为，在儿童教育中，AI大模型如何在保证准确交互的同时提供高质量内容，需要业界深入探索，相关标准也要尽快完善。
报高考志愿，小心“付费陷阱”
高考结束后，志愿填报成为众多考生和家长面临的重要抉择。半月谈记者近期调查发现，线上线下有众多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机构，填报志愿的价格从近千元到上万元不等。大部分机构宣称能破解“人生选择题”，不少家长和考生甘愿为“专家指导”支付高昂费用。这笔钱花得值吗?这些机构靠谱吗?
志愿填报：从“985彩头”到万元套餐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高考志愿填报市场付费规模预计为10.9亿元，预计2027年将增至12.2亿元。以“高考志愿填报”作为关键词查找，可在企查查上查到2000多家公司包含高考志愿填报等相关服务，大部分机构都在做线上平台的服务。
小蔡是某高中2023届的毕业生，当时她花了480元购买了志愿卡。小蔡以为这笔钱能换来一份科学合理的志愿填报方案，可没想到，这张志愿卡只是傻瓜式地将数据罗列出来，不仅没有考虑到她的兴趣爱好、学科优势等实际情况，更无法提供个性化的、有针对性的建议。
半月谈记者在线上以考生家长的身份咨询了一家机构。“目前有3985元、4985元、9985元3种基本价位，9985元是机构团队里最权威老师的报价。”该机构袭老师强调，“不是3980元也不是4980元哦，是3985元!‘985’是个好彩头。”
价格不同，服务也不尽相同。一家机构的贾老师介绍，如果是高价位，可以享受到整个志愿填报期间的全过程指导。如果价位相对较低，那么老师只提供一些意见和建议。
“我们的员工加起来有百来号人，但是专业的指导老师只有10来位，每位老师每年最多一对一指导10位同学，这些老师都有起码5年以上的报考经验。”为劝说记者购买高价套餐，贾老师表示，不要认为花几百元就能得到专业的意见指导，那只是“傻瓜”数据。
速成专家、合同陷阱与虚假数据库
付了高价费用就能得到高价服务?机构往往宣称，所有的志愿填报师都经过统一培训并通过考试，由国家颁发证书，“专家”“专业指导老师”更是吸引客户的关键招牌。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有关部门从未发放过“高考志愿规划师”证书，这些“证书”大多由一些民办机构颁发，缺乏严格的考核标准和监管机制。
曾参与“高考志愿规划师”培训的小风向半月谈记者透露，培训课程以基础理论知识为主，缺乏实操。号称6个月的培训周期，按40分钟一学时换算，实际只上了50个学时。学员交纳3000元至5000元培训费后，培训期间机构抛出所谓“单子”让学员练手，再交450元考试报名费就能参加考试，而考试题目也极为简单，学员只需认真背诵一些资料，通过考试并非难事。
该机构招生时还吹嘘有“金饭碗”就业计划，声称与全国志愿填报机构都有合作，能推荐就业信息，高考志愿填报季前提供机构招募信息，并承诺学员可任选一家签约。在其签约案例里，一位蛋糕店老板娘仅学了3个月就能接单，首年收入近4万元。
合同是保障消费者权益的重要法律文件，但在志愿填报服务行业，许多机构在咨询过程中，并不主动与家长和学生签订合同，而是以各种理由推脱。即使签订了合同，一些机构也会在合同条款中设置陷阱。例如，合同中所谓的“保录取”条款，往往只是“推荐院校”“保底不能保优”的模糊表述。如果考生未被录取，机构仅退还部分费用。
数据库是志愿填报服务的重要支撑，其权威性和准确性直接关系到志愿填报的质量。然而，半月谈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不同机构对于数据库的来源和使用情况说法不一，让人真假难辨。
途乐教育的老师声称，他们使用的都是根据每个省份的招生考试院公布的数据，保证权威。学大教育和蜻蜓生涯机构则表示，他们的数据库都是自己的内部资源。当半月谈记者进一步追问这些内部资源的来源时，工作人员却言语含糊，始终无法给出明确的答复。
在黑猫投诉平台上，优志愿、精志愿等的志愿卡被大量投诉。这些志愿卡号称拥有海量招生数据，能为考生提供精准的志愿填报分析，可实际情况却是数据不全、数据出错。
理性填报志愿，勿为焦虑买单
许多家长认为，高考志愿填报更像一场信息的博弈。一位考生家长坦言：“信息差是很多家长最害怕的。”
大多数受访家长和考生表示，学校老师的建议很委婉，只是简单分析部分专业的利与弊;学长对相关专业的各种吐槽总感觉太过主观;自己在网上搜索高校的师资力量、校风校纪、硬件设施等也不确定可信度到底高不高……“反正就是不知道从哪下手”。
家长们担心自己错过任何一个细节，导致孩子报错志愿，他们追求“分数最大化”，希望孩子的每一分都能发挥最大的价值。在一些家长眼中，志愿填报机构就像“救命稻草”，他们认为与其焦头烂额地在海量信息中苦苦摸索，不如借助机构的力量。还有一部分家长属于跟风型。他们选择机构，并非因为相信志愿填报机构对报考志愿有多么深入的了解，而是因为“大家都找机构报”。
业内人士提出，考生及家长应当理性填报志愿，勿被鱼龙混杂的志愿填报机构忽悠，可以通过教育部门等提供的免费的权威渠道了解志愿填报信息。
如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从2024年开始推出“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基于招生、就业、调查、测评等大数据，结合深度专业分析和职业解读，为考生免费提供志愿推荐、专业介绍、心理测评、就业去向及前景查询等服务。考生只需通过高考报名信息登录，输入本省份排名，系统就能智能匹配适合的大学。
此外，高校开放日是家庭自主调研的重要机会。多所高校招办人员建议，参加开放日“不要只问最低录取分数线”，而要重点关注3个核心问题：近3年录取分数分布、招生政策变化点以及专业特色与就业方向。
直播间变赌场？治理“直播带赌”刻不容缓
直播间里投注，不知不觉参赌，上万人员参与，上亿资金流水……近年来，多起直播间打赏赌博案件进入公众视野。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作为新型赌博形式，人数众多、数额巨大的“直播带赌”不仅识别难，在监管查处过程中，也存在取证难、溯源难、定罪难等困境。受访对象认为，直播间打赏赌博危害性不容小觑，须防范“直播带赌”蔓延扩散。
“直播带赌”花样繁多
直播间打赏赌博指的是利用网络直播平台，以抽奖、竞猜、概率游戏等形式组织赌博活动，参与者靠充值虚拟货币或现金下注，再经特定渠道，将虚拟货币兑换为现金，实现“以小博大”的赌博目的。
湖北省法学会刑法研究会常务理事、武汉科技大学法学与经济学院副教授刘斯凡表示，直播间打赏赌博类型多样，最典型的是“抽打赏返现”，即在打赏的用户中随机抽取一位，给予奖品或是现金返现。有的主播还在直播过程中植入娱乐小游戏，设置砸金蛋、转盘、开盲盒等游戏环节，吸引玩家参与投注。用户以打赏或购买游戏次数的方式投注并参与游戏。在此过程中，用户打赏就相当于投注，再叠加随机抽奖、现金兑换，就涵盖了赌博的几项基本特征。
湖北武汉市律师协会网络与高新技术法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彭博才说，在游戏中，玩家无论抽到实物还是虚拟礼物都可以变现，一些主播会主动回收礼物，让中奖者将抽到的礼物重新刷给主播。主播提现后，再按照约定好的比例与中奖者分钱。
不久前，河南省沈丘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北京星螺公司部分员工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一案。该公司在旗下语音聊天直播软件中插入名为“幸运售货机”的游戏插件。玩家在充值购买金币后，通过该游戏下注投奖。获得虚拟礼物，玩家再和主播按照约定返现比例买卖虚假礼物。
防范、监管难度大
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受直播间打赏赌博隐蔽性强、流动性大、传播速度快、迷惑性高等特征影响，防治此类乱象仍存堵点。
江西省九江市都昌县公安局周溪派出所教导员石谦介绍，直播间打赏赌博形式隐蔽。以常见的抽盲盒游戏为例，玩家通过一定“入场费”即可获得抽盲盒的机会;主播通过兑换金币的形式，将抽出的礼物“折现”给玩家，供玩家继续缴纳“入场费”。这种“游戏”诱导玩家在不经意间持续参与赌博，一不留神就可能倾家荡产。
由于法律意识淡薄，一些玩家觉得自己“在应用商城下载正版App观看公开直播”，不存在违法风险。过了很长时间后，他们才在监管部门的介入下反应过来。
平台的放任也让“直播带赌”更为隐蔽。一些直播平台与主播签订“业绩对赌协议”，让主播承担了不小的直播流水压力。某知名直播平台前主播爆料，主播为了完成“对赌”，以抽奖等手段刺激粉丝打赏，平台也默许此类活动。为规避监管，更衍生出一些直播话术，比如用“土特产”“福利”等暗语指代抽奖奖品。
“直播带赌”事前难预防，事后也难取证。彭博才说，有的平台知道这些业务不合规，会定期删除数据，案发后取证难度不小。
赌客的流动性也增加了调查难度。由于网络的虚拟化特征，核实赌客身份和资金流水比较困难，牵扯大量警力和时间，影响侦破进度。北京市京师(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张鑫介绍，直播间打赏赌博的赌资在多级账户分散转移，追踪难度大;而一些平台的服务器设在境外，跨境取证程序更为复杂，增加了警方固定证据和溯源的难度。
此外，“直播带赌”在法律定性上存在难度。例如，游戏化外衣下的赌客与主播连线进行打赏赌博，存在一对一特征，与传统赌博的聚众性不符。直播间能否被认定为网络开设赌场，仍有待商榷。张鑫举例，诸如打赏是否属于“赌资”、虚拟礼物兑换现金是否构成“变现赌博”等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分歧。
亟待多方合力治理
彭博才认为，直播间打赏赌场通过平台自有用户和主播直播间观众推广扩散，受众广，流水多，危害大。北京星螺公司部分员工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判决书中提到，通过该公司旗下平台“星螺约玩”参与赌博的会员超1.3万人，赌资数额6800余万元;而被称为“斗鱼最大赌场”的户外主播“长沙敢死队”，年流水超过1.7亿元。
张鑫建议，完善立法与司法解释，明确“直播间打赏赌博”的认定标准，将虚拟礼物兑换现金、概率性返利等行为纳入赌博范畴，同时修订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拓展适用场景。刘斯凡建议，根据直播间打赏赌博的特征进行补充解释，对入罪标准、入罪门槛、行为方式等加以细化。
加强技术监管与数据治理，也有助于限制不法分子作案空间。平台可建立AI实时监测系统，识别高频次、大额打赏后关联提现等异常打赏模式，并通过技术手段对前端行为限流。刘斯凡介绍，可重点监测直播间打赏赌博“黑话”和不同于普通打赏的行为方式，以限流等手段限制异常行为直播间人群聚集，在前置环节监管直播间的赌博打赏行为。
此外，还要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加强公众教育。在平台侧，施行“实名制+人脸识别”双重验证，限制未成年人打赏，对纵容赌博的平台，实施既处罚企业也追责高管的“一案双罚”模式;在公众侧，加强公众教育与举报激励。彭博才认为，针对直播间打赏、赌博圈子封闭性较强、隐蔽性较高等特点，可考虑豁免举报者，让参与者敢于协助有关部门揭露违法犯罪行为。
女装尺码越做越小！“缩水”女装加剧女性身材焦虑
“体重没变，衣服尺码却越穿越大。肩宽变窄、腰围收细、裙长短了一大截。”来自北京的张女士在商场买衣服时，一个劲儿地感慨。近年来，“成人女装尺码越来越小”的讨论频频登上热搜话题。不少女性消费者表示，尺码“缩水”给自己日常选购衣物增添诸多不便，甚至无端遭受身材歧视。
“这件没有你的码数”
“以前去店里都是买M码的，现在竟然穿不下L码的。有的款式没有相应的大码，挑来挑去都买不到合适的。”张女士说，当下女装尺码普遍“缩水”，许多店铺提供的最大尺码仅到L码，“但凡设计新颖、款式别致的服装，几乎都找不到适合微胖身材的尺码。”
身高172厘米、骨架偏大的吴女士也面临同样的困扰。“我的BMI(体质指数)处于健康范围，但穿不进一些主打款式，只能买大码女装。”吴女士说，大码女装区的衣服过于宽松、设计缺乏美感，“觉得自己被市场抛弃了”。
在各大购物软件上，“辣妹风”“BM风”等风格的服装成为市场主打款式。其中，“BM风”是一种以“短、露、紧”为主要特点的穿搭风格，许多女性把能穿上该风格的衣服当作“好身材”的象征。
部分商家还将小尺码与“好身材”画等号，以不合理的审美标准给消费者设置门槛。如有的店员会用“这件没有你的尺码”“你穿不下，别试了”等歧视性话语，不让身材较为丰满的女性试穿衣服。
“每次逛完街都会产生身材焦虑”
长期盛行的“白幼瘦”审美是女装尺码不断缩小的重要原因。这种审美将纤细身材视为美的唯一标准，如同无形标尺，衡量着女性的外貌与价值。众多网红博主在社交平台展示紧身、露肤度高的穿搭风格，进一步影响普通消费者的审美观念。为迎合流行趋势，商家便钟情小码服装。
“从市场反馈的结果看，小码衣服确实表现最亮眼。当上线了一批新品后，访客量、加购量突出的都是小码服装。”在电商平台经营女装的严女士说，小码衣服销售速度快，是进货优先选择。
多年前，我国就发布了服装号型的国家标准，对女性服装的号型定义、标志、应用和系列等进行规定。但该标准仅是推荐性标准，企业可基于自身品牌定位灵活调整。一位服装加工厂经营者表示，目前不少服装类网店自己做服装设计，再找工厂拿货。从产品设计、面料选择到尺码设定，均由网店主导，工厂仅根据需求生产。
一些商家故意将尺码做小，美其名曰“修身”“好看”，甚至以“穿小码衣服是对女性身材的检验”等为话术，规劝女性向“缩水”衣服妥协。“好不容易减肥15斤，去店里试穿L码裙子，拉链依然拉不上。”受女装尺码“缩水”困扰许久的小翟说，“每次逛完街都会产生身材焦虑，不知道要瘦到什么程度，才能穿上漂亮的裙子。”
拒绝片面的审美观
受访消费者呼吁，服装行业要建立更加健康和积极的行业规范;服装生产商要确保尺码标注准确;商家要在商品详情页详细列出具体尺寸数据，同时正视女性身材的多样性，丰富产品尺码体系。
对消费者而言，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也很重要。所谓“标准身材”“标准尺码”，不过是人为设定的刻板标签，美从来没有固定范式。每位女性都蕴含着独特魅力，与其在试衣间焦虑叹息，不如以平和心态接纳真实的自己，在自信与从容中绽放光彩。
“衣服合不合身、穿得好不好看，才是我的标准。XL的，我同样可以大方展示。”20岁的女大学生可可表示，衣服本应服务于人，舒适才是根本，健康的身材才是好身材。
啥？在太空搞“三体计算”
5月14日一条中国卫星发射成功的消息，读起来可能有点奇怪——“太空计算卫星星座成功发射”。前8个字连起来，究竟是啥意思?再细了解的话，科学家又说这意味着“三体计算星座”正式进入组网阶段……
啥?“三体”?刘慈欣设计的吗?还真不是。“三体计算星座”到底是什么，又意味着什么，来听听主导这一发射计划的之江实验室里的科学家们怎么说。
“三体”“计算”“星座”，都是啥意思?
我们熟悉的人造卫星，大体分为通信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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