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四问”之一：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提出人工智能的四大时代之问，首问便是：“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这一问，既是技术之问，更是哲学之问、文明之问。它指向人机关系的现实课题，更触及人的主体性。四问之中，第一问是总纲：人的主体性立住了，安全、治理、普惠三问才有依归。人工智能加速走进生产生活，答好这一问，才能为智能时代立心、为技术发展定向。
要回答“如何相处”，先要弄清机器“思考”意味着什么。从图灵测试到“中文屋”之争，机器能否真正思考，是贯穿人工智能发展史的追问。今天的大模型能写诗作画、推理论证，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思考能力，但“中文屋”揭示的问题并未过时：机器做的是符号层面的模式匹配，还是对意义的真正理解？从机制看，这种思考仍是对海量数据的统计拟合与重组生成。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意识是人脑的机能、社会实践的产物；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人类智能的物化，能模拟思维的部分形式，却不具备在社会实践中生成的自我意识。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机器多聪明，它都不承担自身行为的责任与后果——意义的生产者、价值的尺度，始终是人。承认机器思考的能力，才不会低估技术变革的深刻程度；认清机器思考的边界，才不会在智能浪潮中迷失人的位置。
纵观人类技术史，人与机器从来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延伸与成就的关系。石器延伸了人的肢体，蒸汽机放大了人的体力，计算机强化了人的计算与记忆，而人工智能第一次逼近推理、判断与创造等曾被认为专属于人的高阶认知能力，人机关系由此从“体能外包”迈入“智能协同”。每一次技术跃迁都引发过机器取代人的忧虑。历史表明，机器取代的是部分劳动，而技术红利能否转化为人的更大发展，取决于社会制度和治理方式。人机关系如何安排，不仅关乎技术路线，更关乎人类文明走向。这决定了讨论人机相处，既不能沿用工具中立的旧眼光——算法负载着价值；也不能陷入技术恐惧的旧窠臼——把伙伴当作对手。
从现实看，人机相处的课题已摆在每个人面前。智能助手深度参与学习和工作，有人把记忆、判断乃至决策让渡给算法；智能陪伴让一些青少年和老年人对虚拟关系产生情感依赖；算法调度支配下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面临人围着机器转的异化风险；人机混合决策出错，责任如何界定仍在探索。这些问题的实质，是技术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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